萧氏四父子的文化底蕴——“一门能文”、“人人有集”
题记：父亲节（Father's Day），顾名思义是感恩父亲的节日。1910年起源于美国，现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最广泛的日期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世界上有52个国家和地区是在这一天过父亲节。节日里有各种的庆祝方式，大部分都与赠送礼物、家族聚餐或活动有关。
中国大陆官方没有设立正式的父亲节。但内地民众习惯上使用6月第三个星期日当做父亲节；台湾父亲节是8月8日，又称为“八八节”。因为“八八”和爸爸相近，而且“八八”两字连缀起来，又好象一个 “父”字，所以父亲节特别被定于八月八日。
特别选登一篇讲述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父子四人的介绍文章，祝福海内外萧氏父亲节日快乐，宗脉永传！
摘要：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四萧”,与“三曹”“二主”毫无逊色。“三曹”、“二主”主要贡献在创作,“四萧”主要贡献在编撰文集。这是总结性的,承前启后的。萧氏贡献的基础是丰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根基是对儒释道思想的融会贯通。萧统编撰的《文选》具有里程碑意义。从不同角度研究《文选》,其整体价值必将大于分体的总和。
关键词：《文选》 萧氏父子 文化底蕴 儒释道 里程碑
在中国文学史上,帝王出身的作家,并非凤毛麟角,而名字并称的帝王文学家,只有魏晋的三曹(曹操、曹王、曹植)、三祖(太祖武帝曹操、高祖文帝曹王、烈祖明帝曹睿)和南唐二主(中主李碌、后主李煌)。此皆见诸古籍。(明)胡应麟《诗蔽》云:“取乐府之格于两汉,取乐府之材于三曹,以三曹语入两汉调,而浑融无迹,会于《骚》《雅》。”(梁)刘舞《文心雕龙,乐府》云: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诗蔽》称“南唐中主、后主皆有文。,’(明)王士贞《艺苑危言》称“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氏父子而妙矣。”因二主词风相近,后人还合刻了《南唐二主词》。而梁武帝萧衍父子,史称“一门能文”,“人人有集”,却无文名并称之誉。
梁武帝萧衍有八子: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三子简文帝萧纲、七子元帝萧绎、二子豫章王萧综、四子南康简王萧绩、五子庐陵威王萧续、六子邵陵携王萧纶、八子武陵王萧纪。萧氏父子中衍、统、纲、绎四人尤负盛名。在文学史上并称“四萧”,亦毫不逊色于“三曹”、“二主”。
萧衍为南朝梁开国之君。“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①博学多通,著述宏富。
《梁书·本纪》称扬武帝“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盆占决,并悉称善。撰《金策》三十卷,草隶尺犊,骑射弓马,莫不奇妙。’,②据《梁书·武帝本纪》、《南 史·梁本纪》、《隋书·经籍志》著录,萧衍有多种著作:《周易大义》二十卷、《周易讲疏》三十五卷、《周易系辞义疏》一卷、《尚书大义》二十卷、《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毛诗大义》十一卷、《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黄钟律》一卷、《钟律纬》六卷、《孝经义疏》十八卷、《孔子正言》二十卷、《老子讲疏》六卷、《通史》四十八卷、《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书钞》一卷、《梁武帝兵书要钞》一卷、《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集、《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沈约注《梁武连珠》一卷、邵陵王编注及陆缅注《梁武帝制旨连珠》各十卷,《涅梁》、《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历代赋》十卷、《围棋赋》一卷、《净业赋》三卷、《围棋品》一卷、《棋法》一卷,“诏铭赞诛,蔑颂笺奏”“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萧衍“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③明代张溥誉其“艺能博学,人君罕有”。④
蘭陵會补记：
梁武帝萧衍是第一个发现王羲之的帝王，称道其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据《梁史》记载，萧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萧衍也是蒙学千年经典《千字文》的策划者，授命散骑常侍周兴嗣，编纂成250句的四字韵语，这就是《千字文》。周兴嗣为此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因一夜成书而用脑过度，次日已是鬓发皆白了。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昭明太子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⑤“他常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⑥太子短短一生编有多种文集。
《梁书》昭明太子传载:“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浩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⑦又编《陶渊明集》八卷,《词林》五十八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现存《昭明太子集》五卷,系明人从类书中辑录而成。其中诗赋二卷,诗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诸体皆备。梁代文学家王箔称赞萧统编撰的诗文集“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细素,弹极丘坟。
梁简文帝萧纲画像
简文帝萧纲,乃萧统同父同母兄弟。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能属文。萧衍惊其早就,不信而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萧衍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⑨萧纲博闻强记,文思敏捷。“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倦,《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灶经》十四卷。叭隋书·经籍志》著录《简文帝集》八十五卷,杂著六百余卷。明代张溥称扬“自古皇家撰论,未有若是其多者。’
元帝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自称“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工于书画,长于诗赋。当时,与著名学者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攒及诸才秀为布衣之交。著作极多,据《梁书·元帝本纪》记载,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汉书注》一百一十五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胭子》十卷,《孝经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性名录》各一卷,《旅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还有《金楼子》十卷,《显忠录》三十卷,《湘东鸿烈》十卷,《研神记》十卷。著作涉猎面很广。
梁元帝萧绎擅书画，冠绝一时，传世作品《职贡图》，已残缺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称萧绎“颇有高名,独为诗赋,婉丽多情。释典诸文,雕镂匠意,威凤给马,增其烂馒。顾涅架德宗,让悟父兄,道心三降,其风薄矣。诏令书表,咄咄火攻,挟陈思之才,攘子桓之坐,吵僧化身,固一神物哉。”
豫章王萧综,“有才学,善属文。”专于诗辞。所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当时见者莫不悲之”。《隋书·经籍志》著录《萧综集》七卷。武陵王萧纪,“勤学,有文才,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隋书·经籍志》著录《武陵王纪集》八卷。邵陵王萧纶“少聪颖,博学善属文,尤工尺犊。”《隋书·经籍志》著录《邵陵王纶集》六卷。
殊不知,一门能文,人人有集产在南朝亦非萧梁所独有。刘师培说:“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擅名。如《南史》称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姓,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有;又王箔与诸儿论家门文集书谓:`史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此均实录之词。当时文学之盛,舍琅娜王氏、及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外,则有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东莞减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庚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均见《南史))),惟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有两次巨大的思想变革,而每次思想大变革，都带来了文化大繁荣。第一次是春秋战国,第二次则是魏晋南北朝。当充满理性主义精神的儒家思想,取代了原始的巫术宗教,产生了人的“类主体意识”,儒家正代表了人的“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人的社会化的加深,又产生了人的“个体与类”的矛盾,并使这种矛盾不断上升。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则成了禁锢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侄桔。而这种禁锢是通过多层次的人伦网络来实现的。
到了汉武帝时代,“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以“三纲五常”为经纬的人伦网络,更加牢而固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妻,无一不用等级格式化,礼义规范化,使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忽动”。
但随着大一统的汉王朝覆灭,儒家思想便失去了独处一尊的地位。人们经历了曲折磨难、生灵涂炭,使那些置身于动乱中的文人,对自己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溶化到血液里落实到行动上的儒家教义,开始被怀疑,被否定,进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长期被压抑的个人欲望,仿佛巨大的潜能突然释放出来。
对外在儒家权威的否定,带来了内在的人格觉醒和追求。函“从汉末到魏晋,是玄学的发展时期。汉代宗经尚儒,讲究纲常,束缚人的思想,也束缚了文的发展。玄学兴起后,贵族阶层内部产生了个性解放的趋向,要求摆脱儒教,发展个性。于是文学作品大量产生,体裁风格纷纭多样,意蕴境界各随己出。’到了齐梁,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文心雕龙·时序》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篆,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柞。今圣历方兴,文思充彼,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衙,驾骥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栋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
《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手俱集”。L此时,特别是易于表现个性的诗歌,更是云蒸霞蔚。“词人作者,阁不爱好。今之世俗,斯风炽矣。”以至“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至使膏腔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夜分呻吟”。
不仅文臣,甚至武将也以不能作诗为耻。梁武帝大将曹景宗限韵作诗,操笔立成,史传佳话。“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光华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
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辞曰:`去时女儿悲,归来茄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磋竟日。诏令上左史’.
从魏晋到齐梁思想的大解放,文学的大发展,为文集的大量涌现打下了基础。据粗略统计,《隋书·经籍志》所列,魏晋两朝文集一百八十四部,一干四百七十三卷,宋齐梁三朝文集共一百五十三部,一干九百四十三卷。这也是个约数,散乱无法统计者除外。
关于《文集》的产生原因,形成过程和作用,《隋书·经籍志》皆有论说。它将文集分为“别集”和“总集”加以阐释。“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总集产生则晚于别集。“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采摘孔翠,荃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后,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无论别集或总集,其涌现的共同前提是创作的繁荣。“属文之士众”,方有别集兴;“众家之集”兴,方有总集出。从刘欲的`诗赋略’,发展到王俭的`文翰志’,再由`文翰志’发展到阮孝绪的`文集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四萧”是帝王作家出集最多的。
我们将“三曹”和“四萧”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萧曹二氏有诸多相同之处。如皆出于帝王之家,皆高度重视文学事业,皆团结一批文人,皆留下许多作品。但曹氏的主要贡献是创作,萧氏的主要贡献则是总结,即编撰文集。
如果说曹氏的著作更有文学性,萧氏著作则更有学术性,其编撰的文集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整个南朝都重视文化学术。南朝君主莫不能文。“在南朝的士族,郡望家世而外,文化素养是其特有的标志。”“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在文化上的竞争,热衷于知识的积累和玄耀,乃成为一时的风气。’⑧
萧衍《众军行》
萧氏父子特别萧衍、萧统,尤其重视学术文化,因而有目的有计划地编撰文集。萧衍首先编撰了总集《历代赋》。据《梁书·周兴嗣传》载:“左卫率周舍奉救注高祖所制《历代赋》,启兴嗣助焉。”可见武帝对此书的重视。又《南史·何思澄传》载:“天监十五年,救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顾协、刘沓、王子云、钟屿等五人以应选。八年乃书成,合七百卷。’,
又姚振宋《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引唐杜宝《大业杂记》云:“秘书监柳顾言曰:梁主以隐士刘孝标撰《类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毕尽此书,无一物遗漏。梁武心不伏,即救华林园学士七百余人,人撰一卷,其事类数倍多于《类苑》。’,⑧
萧统则子承父业,一生主要精力放在编纂文集上。其“别集”最高代表是八卷《陶渊明集》,“总集”最高代表是三十卷《文选》。
据郑州大学俞绍初教授考察,《文选》一书,当是在梁武帝授意之下,以昭明太子为中心组织学士(或包括其他东宫文士)编撰而成的,敦煌遗书《杂钞》类书目提到“梁昭明太子召天下才士相共撰,谓《文选》。”
萧衍萧统编撰文集的巨大成功,首先源于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文化底蕴是民族的,传统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急剧变革时期之一。“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呜。其中贯穿的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一一心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为它的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干多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东汉末期印度佛教传入华夏以后,经过矛盾,磨合,融会,到齐梁时期,出现了“三教连衡,五乘并鹜”的局面。从此儒道佛便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萧氏父子正是在儒道释思想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萧衍的《会三教诗》则刚好勾勒出其受“三教”濡染的轮廓: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孝义连方册,仁怒满丹青。践言贵去伐,为善存好生。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妙米镂金版,真言隐上清。密行贵阴德,显证表长令。晚年开释卷,扰日映从星。苦集始觉知,因果乃方明。示教惟平等,至理归无生。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穷源无二圣,测善昨三英。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心想起异解,报应有殊形。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当然不能认为萧衍接受三教分三个径渭分明的阶段。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言:“其实他把自己的信仰这样分为三期,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三教依次罗列,目的还是为了抬高佛教,所以后面诗里有`穷源无二圣’的话,意为佛教才是他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而所谓晚年,完全是文学上的夸张。
原来萧衍一家是世代信奉天师道的。萧衍对儒家思想浸染极深,不仅少时学周孔,做为封建帝王终生也不可能彻底放弃儒家思想。从其著述目录中可见,他对儒家经典有精深的研究。“汉末丧乱,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儒家的“三德六艺,其废久矣”,引起萧衍的不安,所以称帝不久便下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阁树。抑此之由, 联日反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甚至规定,“年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并亲自撰《周易讲疏》、《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等阐发儒家经典的著作,以“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候朝臣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中复观道书”可谓实录。
萧衍一家世代信奉天师道。所以他和道教大师陶弘景的关系至为密切。彼此不仅切磋书法。周一良先生认为,“佛教经和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各宗派严整完备的戒律,以及与佛教相关联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等等,都远远比道教内容丰富。所以当时北方的寇谦之和南方的陶弘景,都企图采用佛教教义来改造道教,以便与佛教抗衡。’,这种改造取得成功。“许多道教经典是模仿佛经撰写的,佛教影响随处可见。”
萧衍信佛教亦是由信道教改宗的。他在《舍道文》中说他过去“经迟迷荒,耽事老子”。现在要“弃迷知返”,“归凭正觉”。萧衍晚年笃信佛教已达到入迷发狂的程度。曾四次舍身佛寺为奴,每次皆朝臣花巨万将其赎回,“兴驾还宫”。“梁武大崇佛沙,于华林园中,总集释经典,凡五干四卷。”(((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志三十)萧衍撰著《涅桨》、《净名》、《三慧》等著作,阐释佛典。还亲自到国泰寺宣讲佛门教义,僧俗听众万余人。使“南朝佛教至梁全盛”。(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寺院多达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
武帝虽为宗教实行家,但究本文人染当世学术之风气,于佛教特重义学。在位搜求佛典,整理经籍。其学问宗旨,在《般若》、《涅架》。曾作《义记》数百卷,躬自讲说。实染清谈之风。又自讲《老》、《庄》、《周易》,故其佛学之性质仍不脱玄学。
显然,萧衍亦儒亦道亦佛,并非全出于宗教信仰,甚或更重要的是帝王统治天下的需要。“用儒家的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为劝导不要争夺,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为什么不要争夺。三教合用,非常有利。”利在“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从中国以及印度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如果封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梁武帝创“三教同源”说,“三教兼弘”正是他统治天下的政策。
但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萧衍对儒家经典、老庄思想、佛门教义的融会贯通的研究,都深深扎下民族文化的根子,以成就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多种建树。
萧衍知识渊博,文史哲,儒释道,无不精研。夭文地理,棋琴书乐,无不涉猎,且有大量论文和专著。早在齐朝时期,萧衍就和王融、谢朓、沈约、任肪等著名学者作家见重于竟陵王萧子良。“就学术和文才而言,萧衍在东晋南朝的皇帝中,是比较突出的。和宋齐陈三朝的开国皇帝相比,就非他们所能及了。’儒释道专著此不重述,其书论、乐论、棋论、天论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萧衍既是书法家,又是书论家。《三希堂法帖》收其《异趣帖》,被乾隆皇帝赞为“冲淡萧散,得晋人神趣。”《论萧子云书》、《观钟蒜书法十二意》、《草书状》以及《答陶弘景书》论书法四则,皆为有独到见解的书论。其“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之言,深得书法艺术的理趣。其《草书状》更是一篇绝美的书论。他强调欲作草书,须多研其状,而草书之状,千姿百态,千变万化。
萧衍运用大量生动的比喻,将草书的气韵描绘得淋漓尽致。萧衍认为草书乃大气。“皆古英儒之摄拔,岂群小皂吏所能为。”故以如橡大笔为之状曰: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绿水之排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则锥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或粗或细,随态运奇,云集水散,风回电驰。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蔓延,女萝之繁萦,泽蛇之相绞,山熊之对争,若举翅而不飞,欲走而还停,状云山之有玄玉,河汉之有列星。厥体难穷,其类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耸拔如袅长松,婆婆而飞舞凤,宛转而起蟠龙。纵横如结,绵绵如绳,流离似绣,磊落如陵。炜炜烨烨,奕奕翩翩。或卧而似倒,或立而似颠。针而复止,断而还连。若白水之游群鱼,丛林之挂腾猿。状众兽之逸原陆,飞乌之戏晴天。象鸟云之罩恒岳,紫雾之出衡山。峻岩若岭,脉脉如泉。文不谢于波澜,义不愧于深渊。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盖略言其梗概,未足称其要妙焉。
萧衍对音乐亦有精深研究,撰有《钟律纬》、《黄钟律》等专门论文。对于班固、郑玄、京房诸人乐理之误多有指正。对夹钟、十二笛“参校旧器”。考核其是否符合“五音六律”,批评“求声索实,班义为乖”,批评郑玄“阴阳六位,次第相生”之说,“言比而理穷”,“不了解十二气所以相通”。若非精通音律,难得有此见解。
棋,历来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精通琴棋书画,向被视为文人雅土的标志。萧衍对棋术、棋艺研究颇多,有《围棋品》、《棋法》专著各一卷,《围棋赋》一首。专著亡佚,今不见,《围棋赋》收入全梁文,是一篇精美的文字。萧衍亦是军事家,不乏兵书著作,《围棋赋》则以兵法御棋术,寓哲理于执子。如“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失不为悴,得不为荣。”“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既是言棋,又是说兵,哲理寓中。棋盘之上,“徘徊鹤翔,差池燕起”,真乃“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
萧衍对天文的研究,是难得的科技史料。全梁文收录其两篇天文学著作,即《制旨解释天象》、《天象论》。《天象论》开首言道:“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失千里之谬,戴盆而望,安能见天?”接着以《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为基本点,对天体形成、晨昏交替、寒来暑往等皆作出解释。当然用现代科技眼光衡量,萧氏之论,不能全无谬误,然有些见解则是被人类证明是科学的。
《天象论》云:“星月及日体质皆圆,非如圆镜,当如丸矣。”远在一千四百多年前,萧衍就断定日月星是球体,十分难得。
萧衍诸子,大体也都经历了亦儒亦道亦佛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对儒道释的典籍都相当熟悉并有研究。特别昭明太子萧统,与乃父更是亦步亦趋。其《东斋听讲诗》几与《会三教诗》同出一辙:“昔闻孔道贵,今睹释花珍。至理乃悟寂,承察实能仁。示教虽三彻,妙法信平均……’
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载,萧统三岁就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及长,“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二谛、法身义,并有新意。”对老庄之道家言亦深爱之。“耽精义,味玄理”,其乐无穷。萧统性爱山水,玄圃建成,有人劝他“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以咏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作答。
萧氏父子所以能酿造成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还在萧齐时代,萧衍就广泛结交文人雅士,萧子良广开西邸,萧衍就成为“竟陵八友”之一。萧统、萧纲则有两个文人集团与之文化滋养。即“高斋十学士”和“昭明太子十学士”。
据《南史》载,庚肩吾在雍州受晋安王萧纲之命,与刘教威、江柏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步离、王囿、孙砾、鲍至等十人,抄撰众集,丰其果撰,号“高斋十学士”。这十人其实是萧纲的学术顾问和写作班子。在此之前。萧衍已为萧统设立了“十学士”,史称“昭明太子十学士”。
《南史·王锡传》云:“王锡再迁。太子洗马,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救锡与秘书郎张攒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押,情兼师友;又救陆锤、张率、谢举、王规、王药、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当时萧统仅十二岁,而十学士或为知识渊博的饱学之士,或为名气颇大的文学家,在这样一批师友的教诲和熏陶下,萧统文化学术的精进是可想而知的。
在“十学士”中,陆捶(47。一526)年龄最大,资格最老,与梁武帝同为“竟陵八友”。《梁书·陆锤传》说他少勤学,善属文,博览群书,过目成诵。曾借人《汉书》阅读,丢失《五行志》四卷,默写送还,“略无脱遗”。任舫称赞他“类平叔而靡雕,似子云之不朴。”“既文达而意深,又理胜而辞褥。”受诏作《石阅铭》,武帝赞曰:“辞义典雅,是为佳作”。
张攒(499一549),字伯绪,范阳方城(今河北定县)人。娶武帝四女儿富阳公主,是萧统的姐夫。其兄张缅有书万余卷,张攒昼夜披读,手不释卷。著《鸣宝》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官至太子舍人,转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张缅(489一531),字元长。家中藏书万卷,研读不辍,精通后汉与晋代众家。有人曾执卷考他,随问随答,“略无遗失”。张率(475一527),字士简,吴郡(今苏州一带)人。十二岁即能属文,
限定每天一诗,至十六岁写二千余首。少年时与陆锤交游,曾同车拜会当时文坛领袖沈约,约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率曾与陆捶、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
到哈(477一527),字茂沿,彭城武原(今江苏徐州)人。受到著名诗人谢朓的赏识,常相约高谈阔论。梁武帝对任舫说:“诸到(到洽、到溉等)可谓才子。”任肪说:“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时人将“二到”比“二陆”(陆机、陆云),有诗云“魏世重双丁(丁仪、丁庚)晋朝称二陆。何如今两到,复似凌寒竹。”等于说“二到”才学品格,超过“双丁”、“二陆”。
王锡(499一534),字公报,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母亲是武帝女儿义兴公主,锡为萧统外甥。武帝嘉其聪敏,十二岁为国子生,十四岁为秘书郎,再迁为太子洗马。武帝下诏给萧统说:“太子洗马王锡、秘书郎张攒,亲表英华,朝中髦俊,可以师友事之。”王规(492一536)字戚明,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十二岁即略通《五经》大义,长而好学,有口才,善属文。梁武帝曾于文德殿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王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萧绎说他“文辩纵横,才学优赡。”注《续汉书》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官累迁太子舍人,太子洗马,与王锡、张缅等同侍东宫,“俱为昭明太子所礼”。
谢举(479一513),字言扬,陈郡夏(今河南淮阳)人。是中书令谢览之弟。幼年好学,能清言,与谢览齐名。以五言诗见长,曾受沈约称赞。博涉多通,精于玄理和佛学。曾做太子舍人、太子庶人,掌东宫管记,深为昭明太子赏接。刘孝绰(481一539),本名冉,字孝绰,彭域(今江苏徐州)人。自幼聪敏,七岁能属文。号曰神童。连孝绰父辈的文坛老将沈约、任舫、范云闻其名都命驾造访。梁武帝命沈约、任舫临宴赋诗,孝绰常被邀。梁武帝赞其文,`篇篇暖赏’。孝绰辞藻为后学所宗。每一篇新作都朝成暮传,“流开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在十学士中,孝绰最受萧统敬重。累迁太子舍人、太子洗马、太子仆,掌管东宫管记。
王箔(481一549),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自幼警悟,七岁能属文。十六岁为《芍药赋》,甚美。王绮博学刻苦。“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经常吟诵,并抄过三遍,《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等,皆抄过两遍;子史诸集皆抄过一遍。王鸽深通音律,受到沈约的称赞。称“晚来名家,唯见王绮独步。”掌东宫管记,著述甚多。《梁书》本传云“凡一百卷,行于世。”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间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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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重民统计,从东晋初年到梁夭监四年(505)不到两百年时间,皇家藏书增加了七十六倍,其中从刘宋元徽到天监的三十二年中,每十年增加二千五百卷,是增加速度最快的时期，萧统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他在《文选序》中说:“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暑忘倦。”萧统读书,完全陶醉其中,如同赞扬何撤的那样:“耽精义,味玄理,息嚣尘,玩泉石,激扬硕学,诱接后进,志与秋天竞高,理与春泉争溢,乐可言乎,乐可言乎!’
人的知识来源,不外两条途径:一条是直接经验,即实践;一条是间接经验,即读书。而人的大量知识的获得靠后者。读书愈多知识愈丰厚。萧纲在《昭明太子集序》中,列萧统有十四种德行,其第十三、十四德,则道出萧统深厚的文化底蕴:
群玉名记,洛阳素简,西周东观之遗文,刑名儒墨之要旨,莫不弹兹闻见,揭彼娣骊,总括奇异,征求遗逸,命褐者之使,置赢金之赏,惠子五车,方兹无比,文终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书治本,远记齐彼;一见自书,闻之阔泽,事唯列国.义止通人,未有降贵纤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辫,已亥无违。有识口风,长正鱼鲁。此十四德也。⑧张溥称“简文叙其遗集,颂德十四,合之史传,俱非虚美。’萧统在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编撰文集。“别集”的最高代表是《陶渊明集》,“总集”的最高代表是《文选》。如果说文学创作主要靠生活、阅历和激情,当然也需要学问,但编撰文集则主要靠学识,靠见识。
萧统编撰文集特别是编撰《文选》取得巨大成功,除客观条件,如时代文学观念之自觉,文学创作之繁荣,文学批评之发达,总集别集之涌现外,还有其主观条件:观千剑而识器。
编撰文集实质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刘腮强调“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博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别。对浩如烟海的著作,只有从横的纵的加以全方位的比较,才能权衡出优劣高低,才能定其取舍。萧统于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建安到齐梁,文学作品急剧增加。特别至南朝宋齐梁时期,“经典礼章,跨周栋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文学之盛,焕乎俱集。”
宋齐梁三朝皆编制过皇家图书目录。刘宋时期,分别由谢灵运、王俭主持编目工作。王俭还另编过《七志》,多录今书,且有叙录,水平尤高。齐代于永明元年(483)编过《秘阁四部目录》;梁代在天监四年(505)和六年先后编制了《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和《四部书目录》。阮孝绪在天监四年五部目录的基础上又博采民间藏书,用毕生精力编撰了著名的《七录》,其中“文集录”著录图书一千零二十四种,一万零七百五十五卷。吵萧统博览群书,“韦编三绝”,为编《文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操千曲而晓声。伟大的批评家未必定是伟大的作家,但一个绝少创作经历的人,对别人作品却难做出中肯的批评。陆机说“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因为他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每自属文,尤见其情。”
萧统本人是位发展全面的作家,诗文赋兼善。丰富的创作经验,使其慧眼识珍珠。会三教而兼容。《文选》在艺术上的取舍是比较严格的,而在思想内容上的取舍则是比较宽容的。“三教同源”正是《文选》容纳百川的思想渊源。整部《文选》,反映儒家思想的作品有,反映道家思想的作品有,反映佛家思想的作品也有。但就整体而论,还是儒家思想占支配地位。即使反映佛道思想的作品,也注进了儒家的血液。萧统将“讽谏”放在首位。陶渊明的《闲情赋》没有入选,并批评说:“白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他认为赋无讽谏作用就没意义,就用不着创作。
《文选》开篇就选了班固的《西都》、《东都》二赋。班固在序中首先树起儒家诗教的大旗:“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亦都入选,其表现的民本思想是符合儒家诗教的。它警告:“苟好剿民以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弹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情类的选赋,亦在宣传“情,人皆有之;礼,人当守之。发乎情而止乎礼,则不失为君子。”
选诗选文亦是如此。选诗开篇就是《补亡诗》六首。所谓补亡,就是补《诗经·小雅》有目无词的六首诗,尽管其内容不能不打着作者生活的西晋时代的烙印,但在形式上确以《诗经》为标榜。
反映道家、佛家思想的作品,亦选入不少。如贾谊的《月鸽鸟赋》,郭璞的《江赋》都是表现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何掉在《义门读书记》中称《且鹃鸟赋》“原本道家言”。“江赋”则表现了道家那种“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蚊泪与天地齐流,蟀蟒与大椿齐年”的人生观,透露了作家欲超脱现实,返朴归真的意绪。
《头陀寺碑文》以及谢灵运的许多诗,都是反映释教思想的。“康乐一生常与佛徒发生因缘。曾见慧远于匡庐,与昙隆游婿嵘,与慧琳法流等交善。著《辨宗论》,申道生顿悟之义。又尝注《金刚般若》,与慧严慧观等修改大本《涅架》。近日黄晦闻先生论康乐之诗,谓其能融合儒佛老,可见其濡染之深。’,⑧儒释道思想兼容并包,正是梁代“三教连衡”、“三教兼弘”、“三教同源”的哲学思想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刘熙载在《艺概·辞赋概》中论及儒释道思想入赋时说:“以老庄释之旨入赋,因非古义,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又是融佛道思想于一炉的代表作。赋之结尾写道:“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闲。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蟠。态语乐以终日,等寂默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萧统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编撰文集。其中八卷《陶渊明集》和三十卷《文选》皆有里程碑意义。
萧统是为陶渊明编集并作序的第一人,因而也是发现陶诗美学价值最早的人。书前七百余字的序,可视为一篇作家论,充发显示出一个卓越批评家的艺术慧眼。序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义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彩,独迢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怒,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陶渊明画像
萧统一排俗见,首先揭示陶诗“篇篇有酒”的表象背后“寄酒为迹”的深层内涵。他坚持“知人论世”的美学传统,对照人品论诗品,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故“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他断言:“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肯定陶诗表现的伟大人格力量。在萧统之前,虽也有人提及陶渊明,但在南朝未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钟嵘《诗品》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自《陶渊明集》间世后,陶渊明成了历代瞩目的作家,陶渊明其人其文成了研究不尽的课题。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是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实质是文化艺术观念和文化传统的艺术形式即文风演变的相应反映。’,因而其价值不止在文学方面。当然主要功绩还是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选录式文学史。’,共选录自周秦至齐梁,各种体裁作品七百余篇,署名作家一百三十位。“在思想上不限一家,在艺术上不拘一格,历史纵向呈现发展变化,时代横向表现千差万别。’,L基本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流变。
《文选》不仅保存一批优秀文学作品,也烛明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我们试想想看,假如没有《文选》这部书,我国文学界是何等暗淡。要正式认识中国文学,还有哪一部书比《文选》更可以作中心的标准么?’
“从文学理论角度研究,《昭明文选》是一部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学批评著作。’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系统严密的理论阐述少,“就事论事”者多,具有示范性、形象性,因此选录、评点、序跋便成了主要的批评方式。《文选》正是通过选录来体现编者文学理论观点和审美取向。鲁迅先生说:“选本所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又说:“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出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
因此不少古代文论家也把《文选》看作是有批评价值的著作。胡应麟说:“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册之评,议论精鉴。”清人孙梅说:“昭明太子纂辑《文选》,为词宗标准;彦和此书(((文心雕龙》),实总括大凡,妙抉其心,二书宜相辅而行也。”近人黄侃说《文选》与《文心》“笙磐同音”。当然《文选》的价值远不止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方面。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其整体价值将大于各分体的总和。
注释（仅供参考）:
①②③《梁书·武帝本纪(下)》96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北京版。
④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武帝集》206页,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北京版。
⑤⑦《梁书·昭明太子传》165页、171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北京版。
@《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1310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北京版。
⑧王妈《昭明太子哀册文》。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三》347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⑨《梁书·简文帝本纪》109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北京版。
L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简文集》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北京版。
《梁书·元帝本纪》135页。中华书局1973年5月北京版。
⑧殷盂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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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美的历程》(李泽厚十年集)中的《魏晋风度·人的主题》8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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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钟嵘《诗品序》。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北京版。
⑧《南史·曹景宗传》1356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北京版。
@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729页、73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L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简史·齐梁陈文学》161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8月版。
⑧《南史·何思澄传》1782一1783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北京版。
⑧转引自俞绍初《文选成书过程拟测》一文注(7)。《文选学新论》7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u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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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三》3127一3128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L逮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798页。中华书局1983年3月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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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顾农《<文选)的三重背景》。《文选与文心》1一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萧统《与何溉书》。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三》3206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L萧纲《昭明太子集序》。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三》315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⑧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梁昭明集》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北京版。
L萧统《陶渊明集序》。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三》320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
⑧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之南统·谢灵运》3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孙兴公《游天台山赋》。《文选》卷十一,166页。中华书局199。年8月北京版。
萧统《陶渊明集序》。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集库·总集三》3209一3210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1页。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版。
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前言》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八论》45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6月版。
@赵福海主编《文选学论集·前言)}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
《鲁迅全集·集外集·选本》卷七,136一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长春师范学院《昭明文选》研究所所长
原载于《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