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家盂子的丝路漂流——记“黑石号”中的长沙窑瓷碗

        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提到见证古丝绸之路历史的“鎏金铜蚕”和“黑石号”沉船。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见证了汉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则展示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曾在丝路上无畏漂流又不幸沉没于印尼勿里洞岛西海域的“黑石号”到底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呢？“黑石号”打捞出水了大量长沙窑生产的瓷碗，我们对“黑石号”相关历史的打捞也可以从长沙窑瓷“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长沙窑瓷碗开始。
        樊家盂子和草市石渚
        印尼勿里洞岛和邦加岛之间的加斯帕海峡有一片臭名昭著的黑色大礁岩，“黑石号”正是在这片礁岩下约17米深的海床上被德国商人沃特法和澳大利亚海洋考古学家麦克弗列克打捞上来的，打捞从1998年9月正式开始，至1999年6月结束，历时9个月。从“黑石号”沉船打捞上来的器物总共约有7万件，其中中国陶瓷达67000余件，已明确窑口的有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广东水车窑、官冲窑等。
        “黑石号”上长沙窑出产的瓷器约有57500件，约占陶瓷总数的86％，其中又以瓷碗最多，有55000余件，其余各类器形有壶、罐、瓶、熏炉、唾盂、盏托、杯、托杯、碟、盒、灯、烛台、水注、水盂、鸟形哨、动物瓷塑、鱼形擂钵等，共2500余件。除了极少量花口造型的碗之外，这数以万记的长沙窑瓷碗有基本一致的造型和装饰特征：敞口，唇沿微外撇，弧腹圆收，圈足；碗内在青釉之下绘有褐绿相间的主题纹饰，或单用褐色彩料书写汉字诗文、题记；口沿有四处对称的褐色斑块，外壁施釉不及底。尺寸略有区别，可分大小两种型号，小号以口径15-16厘米、高5-5.5厘米者常见，大号者多口径21、高8厘米，以小号居多。
        2016年长沙窑石渚片区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黑石号”风格的同款瓷碗，还出土了不少彩绘大盘和彩绘瓷碟，其中彩绘大盘以往罕见，造型与“黑石号”上的青花瓷盘相近，也应属于外销产品，发掘证实石渚是长沙窑外销瓷的重要产区。与遗址内出土量最多的各式素青釉碗不同，“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碗以褐斑彩绘为主要装饰特征，细察其表面，我们可知它们大体有四道装饰工序：先在碗内壁及外口沿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在化妆土上用褐绿彩料绘制主题纹饰；手抓底足浸施不及底的透明青釉；手抓底足将碗沿浸于褐色彩料中，按平行或垂直的方向先后沉浸四次，形成对称的褐色斑块装饰。褐色斑块的浸施方法与同船所见长沙窑青釉四边形露胎碟的施釉方法是一致的，这种四边形露胎的施釉方法见于隋唐岳州窑产品，装窑时露胎之处不用间隔具便可直接装叠另一瓷器，是扩大装烧量行之有效的方法，长沙窑将其发扬光大，碗碟类多用此法装烧，一般在匣钵内叠装两个，下层为露胎的碗碟，上层为满釉的碗碟。这也是绝大部分长沙窑碗碟产品的器心和器底都没有明显支烧痕迹的奥秘，长沙窑工匠还在露胎处进行彩绘，将这种本用于增加产量、节省釉料的施釉方法改进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并应用于外销产品的装饰之上，形成釉下多彩和釉上褐斑相结合的独特装饰工艺，满足了伊斯兰地区人们对色彩的喜好，长沙窑工匠在装饰工艺上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这批褐斑彩绘碗中有两件尤其引人瞩目，其一为青釉彩书题记瓷碗，在碗心用彩料书写“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14字；其二为青釉褐绿彩绘瓷碗，碗心用褐绿彩料绘阿拉伯文及草叶纹，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前者明确指示了瓷碗的作坊产地，后者标明瓷碗的制作时间，由此我们得知这批风格统一的瓷碗大致生产于826年前后不久的石渚，对船上八角茴香的碳十四测定显示沉船年代应为9世纪上半叶，即“黑石号”的沉没时间应在826-850年之间，此外“黑石号”出水的“开元通宝”钱均无会昌五年（845年）所铸“开元通宝”的背文，则“黑石号”沉没时间可进一步限定于826-845年之间。若考虑到陶瓷贸易的时效性，在没有发现更晚的纪年材料和其他年代信息之前，我们不妨把“黑石号”视为9世纪20年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
        14个字的青釉彩书题记瓷碗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湖南道”是湖南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最早物证，是湖南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行政区划之始，价值重大。“草市石渚”则告诉我们今天的长沙窑在唐代是以“草市石渚”之名为世人所知，早在826年石渚就已成为了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产销两旺的陶瓷草市，“草市”在中晚唐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但有确切历史遗存的极少见，长沙窑作为一处规模庞大的陶瓷草市是中晚唐湘江流域商贸繁荣罕见的历史见证，“黑石号”的惊世发现也证明长沙窑是中晚唐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时最活跃的弄潮儿，石渚之名至今仍在沿用，意义重大。
        “盂子”是樊家匠人对瓷碗的称谓，在长沙窑产品自名器中，碗有“盂子”“盏子”“埦”等不同名称，这或可说明石渚窑工方言的多样性，结合窑址里发现的大量不同姓氏的工匠，可进一步明确石渚作为一个窑业移民聚落的性质。“有明樊家记”是作坊工匠的名号，“有明”当为“有名”，是樊家作坊自我标榜的广告语，长沙窑产品中常见这类广告性质的题记，如“郑家小口天下有名”“卞家小口天下第一”“龙上”“许家绝上一升茶瓶好”等。这种广告语大量出现的现象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名窑，与石渚工匠所身处的内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既有草市内部不同作坊之间相互借鉴奋勇开拓的同台竞技，也有在同时代名窑之间扬长避短的差序竞争。
        安史之乱期间包括窑工在内的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是长沙窑兴起的重要契机，这些窑业人口选择在石渚这样一个岳州窑的边缘窑区聚集并重操旧业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一则岳州窑是汉唐时期湘江下游知名的青瓷产区，这里有南下窑业人口可资借力的自然资源、制瓷技艺、营销渠道等各种必要的窑业传统和基础，另一方面南下人口选择侨居位于岳州窑边缘地带但又靠近长沙的石渚，既避免了本地窑业的排斥，又可依托长沙丰厚人文资源。
        在历年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可以发现，除去订烧产品中的客户姓氏，石渚窑业遗存也常见留有窑工姓氏的窑具和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有赵、张、周、庞、何、卞、郑、李、陈、戴、孔、黄、王、龙、冯、刘、廖、樊、罗、徐、田、杨、郭、高、许、元、杜、康等至少28个不同姓氏，远比这个地方现在的姓氏构成复杂，是典型的移民聚落。最新的研究表明，除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因素、佛教文化因素，长沙窑产品中还有丰富的粟特文化因素，康、何等姓氏窑工不排除为粟特后裔的可能性，洛阳一带为数众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中有一部分极可能在安史之乱期间为谋生存而与北方窑工一同南下并参与了石渚窑业，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唐代早期已有胡商和粟特后裔在洞庭湖沿岸和长沙一带活动，他们与中原尤其是洛阳保持着紧密联系。有粟特人或粟特后裔的参与，石渚窑业能很快并更好地把握外销市场的需求和偏好，这部分解释了深处内陆的石渚何以能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迅速成长为蜚声海内外的陶瓷草市。
        从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780年颁布实施“两税法”，南下窑业人口成功融入并吸收了石渚原有的岳州窑生产技术体系，并以石渚为中心孕育出了以彩绘为特色的窑业体系。在两税法实施的八世纪末，社会安定，商品市场得到发展，特别是南方经济发展迅速，文献中“草市”的频繁出现便是明证。石渚窑工紧紧抓住了历史机遇，短短三十余年便把产品成功的从内陆推向了国际市场，这样的成就在唐代并不常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放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世界格局之中来审视也是难能可贵的。
        帆船与海港
         长沙窑在中晚唐时期的历史伟业当然并不是石渚窑工独自创造的，石渚樊家造的“盂子”也不是独自漂洋过海的，与它们同行的还有巩义窑的青花瓷盘和白釉绿彩器，有越窑的青釉熏炉，还有产自扬州的江心镜和金银器，广东的青瓷瓮，它们与“黑石号”一同在海港中休憩，在季风里同呼吸，在大海他乡共命运。“黑石号”是一艘怎样的船舶？它从哪里来？船员有谁？它在什么地方装载了这一批长沙窑瓷碗？又途经了哪些地方？它最后的目的地是哪？经过学者们不懈的研究，我们正一步步抵近“黑石号”的历史真相。
         “黑石号”船身总长约18米，最宽处6.5米，是一艘单桅缝合帆船，造作时不用铁钉，而是利用榫卯接合及以植物纤维所制的绳索将钻孔的龙骨、船架、板材缝合，此种造船法盛行于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经检测，“黑石号”的艉柱、船架、外板、隔板、锚干等处使用缅茄木，横梁为柚木，铺板为非洲桧木，由于木料来源杂糅非洲和印度等地，故而推测是在缺乏造船木材、依赖进口的阿拉伯半岛建造的。这种特征的帆船与唐代文献中多有记载的“昆仑舶”类似。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61“破舶”条记载：“《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驰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连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艓，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作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
        与“黑石号”类似的造船技术在今天的阿曼地区仍在使用，2010年阿曼苏丹国按照“黑石号”的样式建造了一艘“马斯喀特之珠号”作为外交礼物赠予新加坡，2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船员依靠天体导航、自然风力供能和传统航海技术，沿着古代中东到亚洲的航线，从阿曼的马斯喀特港航行到新加坡，此行航程3800公里，耗时五个月。同时期的历史文献里可以看到不少这类航海记录，最著名的是《一千零一夜》里辛巴达的航海历险故事，史料价值极高的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详细记录了九至十世纪阿拉伯人航海东来的线路：
         每年夏季，阿拉伯地区的大食人、波斯人、阿曼人、犹太人乘着西南季风，从法尔斯海（今波斯湾）的巴士拉、尸罗夫（今伊朗布什尔省南部村庄塔赫里）、苏哈儿、马斯喀特等海港“抢路”扬帆，经拉尔海（今阿拉伯海）穿过由女人统治的千岛之国（今马尔代夫群岛），来到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的故临（今印度奎隆一带），在这里交纳关税并加足淡水，从马斯喀特到故临的航程，中等风力需时一月。然后启程穿过马纳尔海湾，途经盛产珍珠和海螺的锡兰岛，又穿越海尔肯德海（今孟加拉湾），朝箇罗国（今马来西亚吉打一带）驶去。从故临到箇罗国航行一个月，此间有言语不通且有食人习俗的南巫里岛（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生产樟脑的方苏尔（今苏门答腊岛南海岸）和出产黄金的尼延岛（今尼亚斯岛），这里还有岛民赤身裸体的朗迦婆鲁斯岛（今尼科巴群岛）和安达曼群岛。离开箇罗国，船只开往占不牢山（占婆岛），此程大概需要四十天，经马六甲海峡到爪哇王国（室利佛逝），途经潮满岛（今马来西亚雕门岛）、奔陀浪山（今越南潘朗）和占婆。平安到达占不牢山之后，船只就扬帆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今中国南海）前进，这是去中国的最后一段路程，从占不牢山到中国广州需要一个月时间。
        从《中国印度见闻录》等阿拉伯文献的记录来看，九世纪的大唐帝国与阿拉伯的阿拔斯帝国之间已经有非常频繁的直接商贸往来，阿拉伯商船夏季乘西南季风从尸罗夫等港口扬帆出海，来年冬季又乘东北季风从广州满载返航。如果顺利的话，这一航线的单向航程耗时约130天，但是在那个靠天体和标识物导航、以季风和洋流为动力的“风帆梯航”贸易时代，这样的海上航行无异于一场生死未卜的冒险。“黑石号”幸运地抵达了中国广州，却不幸的在返航途中沉没在了印尼海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算，全世界海底的沉船残骸大约有300万艘，被发现的只是一小部分，像“黑石号”这样沉睡千年后又被打捞上来的九世纪阿拉伯沉船迄今独此一艘。
        阿拔斯和大唐帝国之间的这一海上航线在唐代文献中可以得到相互印证，晚唐时著名的地理学家、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记载了当时中国通往国外的许多交通路线，通往阿拉伯地区的便是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在贾耽的著录中，从广州到巴士拉海行的时间总计87天，用时比《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记要短，对航线上途经地的描述虽不生动但却更详尽精准。“黑石号”进入广州之后可能的航行线路是先沿海北上至扬州，此时的扬州是连接长江和大运河的中心，是南北货物最大的集散地，阿拉伯商人在这里可以集中采购到长沙窑、巩县窑、邢窑、越窑等陶瓷名品，以及扬州铜镜等其他物品，然后再返回广州港将货物安稳的装入广东大瓮之中，一切远航的物质准备妥当，待冬季东北季风一来便可开帆乘风离开中国，开始他们返回家乡的漫长漂流。“黑石号”沉没点在巨港东约250公里处的勿里洞岛海域，巨港是当时室利佛逝国的中心，也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强大的室利佛逝国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通道，或许“黑石号”是在开往巨港的途中不幸迷航而触礁沉没的。
        历经沉浮的“黑石号”最终落户新加坡，因为数量庞大，船上的长沙窑彩绘瓷碗成为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内最具震撼力的一组展品，它们与“黑石号”一同见证了九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壮阔景象。在石渚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的那些日子，我常常以窑匠自居，去感受碗的生命史，时而又想化身胡商，从石渚扬帆起航，沿着“樊家盂子”的轨迹，到南海边去寻亲访故。其实，碗本尘土，世间本无碗，有了人才有碗，正如海上的路，海上本无路，有船才有路。无所谓从哪来到哪去，也无所谓叶落归根，“黑石号”是碗的帆船，博物馆是碗的驿站，此时此刻，惟愿“樊家盂子”在你心中，在你手掌，在海上轻柔的季风里，在那跳动的浪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