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教泽宏深

2020-03-12 18:22:58 来源：西泠印社点击：

文/侯刚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原主任

承担启功先生事务及资料收集保存工作多年

启功先生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和诗人，还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他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字学、汉语文字学和中国史学方面卓有成就。他从教70多年，爱岗敬业，尊师重教，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古典文学的教师和科研人才。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启功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正直、善良、宽容、博爱的美德，他以自己的学行，实践了他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艰辛的少年时代

我听启功先生讲过他的身世。他出身于皇族的支系，先祖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和亲王弘昼。清乾隆以后实行降袭制，爵位逐渐降低，到他的曾祖父一辈，爵位的俸禄已经不够养活一家人，而要靠家馆维持一家的生活。他的祖父毓隆也只好请求革除封号，走上科举为官之路，曾任过四川省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启功先生1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便随曾祖父和祖父生活。4岁时入私塾读书，自幼受到严格的启蒙教育和良好的道德熏陶。不幸的是10岁时曾祖父和祖父又先后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破产。一些亲戚也都会冷眼相看。他随寡母和未出嫁的姑姑过着举步维艰的生活，姑姑为抚养他这个一线单传的侄子，始终未嫁。1924年有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位门生仗义捐款购买公债，获取利息帮助他们，他才得以到汇文学校小学部读书，1926年升入中学。但是由于家境贫困，他急于谋求一个职业以维持生计，养活母亲和姑姑，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

幸遇恩师情逾父子

辍学以后，最初随戴姜福（绥之）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文章。戴先生曾对他说：“你已经18岁了，不易再从头诵读基本经书，就教你一个有效的途径。”于是拿没有加标点的古书，要他先从唐宋古文读起，自己标点。老师每天留作业，他在灯下点读，老师拿到他的作业后，发现点错的地方，一一给他指出，并加以讲解。启功先生回忆，他在戴先生的“追赶”下，先后读完了《古文辞类》《文选》《五经》等，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会查资料，逐渐掌握了读书的要领。戴先生还经常出题命他作文、作诗、填词。由于戴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候起，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生活的困难，青年时代的启功先生还是急于谋求工作的机会。1933年，他曾祖父的一位“门生”傅增湘先生拿着他的作业和画作，把他介绍给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援庵）先生。傅增湘先生回来后对他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找到一位好老师，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启功谨记傅先生的嘱咐去见陈先生。

启功先生与恩师陈垣先生

初见陈垣先生眉棱眼角肃穆威严，未免有些害怕，但是陈先生开口说：“我的叔父陈简墀和你父亲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一句话拆掉了师生之间一堵生疏的墙。经过见面，陈校长就安排他到辅仁附中担任初中国文教员。这是启功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自此，从中学到大学，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他认为“为人师表”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他一生的座右铭是：“职为人师，人之可敬，虚心向学，安身之命。”

到附中以后，他遵照陈垣先生的教导，认真备课，认真教学，兢兢业业。他的国文教学，讲得非常生动，引人入胜。我曾看到中国科学院谢学锦院士回忆文章说：“我当年就是辅仁附中的学生，喜欢文学就是在启功老师的熏陶下开始的。我对文学，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都发生了兴趣，不仅课本上所选的诗、词、文、赋及小说片段等，我认真阅读欣赏，而且还到学校图书馆去借阅各种文学书刊，大大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

但是，当时辅仁附中的校长张怀先生很看重文凭，认为启功是一个中学未毕业的青年，怎么教中学，以“不合制度”为由，把他解聘了。陈垣先生又安排他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而美术系主任是张怀兼任，掌管着美术系的大权，启功工作不到两年，仍以“学历不够”为由把他解聘了。

陈垣先生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他认为不应埋没启功这个人才，便再次安排启功先生回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这门课是陈校长亲自主持教授的重要课程，为了给学生以坚实的基础，陈先生自己编选课文，并随时召集任课教师研究和指导讲授方法。启功先生曾回忆当年接受老师“耳提面命”的情况时说：“陈先生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句的改法和用法，或文章的作法，都亲自给予示范；从一个文派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都十分具体地给以分析和指导。”

这一时期陈垣先生不畏权势的思想精神和严谨考证的治学方法，关心青年成长、循循善诱的长者风度，给了启功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长期的交往中，启功与陈垣的师生情谊也日益加深。启功先生不止一次对友人说：“我所以能有今天，是援师在我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给我指点迷津。”称誉与陈先生“师生之谊有逾父子”。

勤奋自励务实求真

严酷的现实使启功先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学生，没有大学学历，想要在辅仁这所高等学府待下去并做出一些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各方面的承认。从那时起，他即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他善于以前辈专家为师。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受人尊敬的前辈专家学者，像沈兼士、余嘉锡等诸位先生。沈先生是语言文字学的大家，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有很大贡献，平生最乐道以学之长给予提拔，特推荐启功先生到故宫博物院任专门要员。余嘉锡先生是目录学专家，读书广博，善辨真伪，做学问下笔不苟，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启功先生说：“余先生这些美德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启功先生还结识了于省吾、容庚、唐兰、郭家声等老先生。启功先生说：“这些老先生用功之勤奋，学问之广博，治学之严谨，人品之高尚，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启功先生从他们身上汲取和继承了良好的学风和教风。

这一时期，他还结识了同宗远支的溥心畲、溥雪斋，不仅得到了诗文书画的传授，而且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路。在启功先生的回忆中，对这种亦师亦友的学习氛围和情景有着非常高的评价。

他还善于向同辈人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先生也结识了牟润孙、台静农、余逊、柴德赓等一批当时还年轻但比他年长的同辈学者。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互相启发，确实收到解难析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真是“谊兼师友”。

启功先生曾深情地回忆，他在辅仁大学的第一位相识是牟润孙，比他年长四岁；第二位是台静农，比他年长十岁。他们时常一起饮酒作诗，谈论古今，在这种无拘无束的交谈中，谈论学术问题。启功先生回忆这些交谈时说：“从老师那里得来只言片义，而我正在不懂时，他们甚至用通俗的比喻解释一番，使我豁然开朗。”有时，他们在一起对一本书、一篇文、一首诗、一件书画各抒己见，轻松地评论，见解十分周密、深刻，使启功获益匪浅。1949年，牟润孙去了香港，台静农去了台湾，他们很久未能联系。后来牟润孙也任全国政协常委，每年来京参加政协会议，与启功见面机会较多。改革开放以后，海峡两岸交流增多，启功先生通过朋友辗转打听到台静农的消息，并通过诗书交流离别之情。1990年，我在香港朋友许礼平家里，终于和台先生通了电话，但是台先生已重病在身，希望启功赶紧去台湾去看望他。未料两位先生未能等到重新见面，台先生便于1990年11月仙逝了。启功先生让我把他执笔书写的挽联“河岳日星风期无忝，文章翰墨师友平生”传真给台先生的亲属。这副挽联记录了二位先生深厚的友情。

启功先生还经常以学生为师。他在教学中非常注意学生是否能明白自己的讲解，他认为如果不能够给学生讲明白，一定是自己没有弄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他引用《礼记》中的话“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故曰：教学相长也”来说明这个问题。启功先生还举例说：“我的字就是在教学相长的氛围下得到大幅度提高的，当年有学生把我的批语裁下来拍成照片，心里很不安，生怕哪个字写错了或写不好，自己就加倍的努力。”他也回忆最初教“大一国文”时，陈垣先生对他说，教师批改作业时，如果字写得不好，让学生给比下去怎么对得起人家？启功先生听了老校长的话震动很大，就在批改作业时努力把字写好，至少要比学生写得好，努力了几年，终于能写出很好的批语了。启功先生还善于在实践中学习，拜有实践经验的学生为师。启功先生经常谈起，他的许多知识是在琉璃厂的书店中学来的，是在故宫的书画展览会上学来的；教学之余他经常与几位好友去琉璃厂逛书店，有时也带上自己的书画作品去荣宝斋换钱，然后到对面书店去买参考书；琉璃厂确实“是一座开架图书馆”（鲁迅言），在那里可以看到珍惜的古籍、碑帖、字画，店里的老先生热情地介绍古籍各种版本的特征，比较它们的优势，指出哪件字画是真迹，什么样的是赝品，每去一次都能开阔眼界，还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换回急需的图书资料，真是一举数得。

启功先生还说：“新中国成立前故宫博物院定期举办故宫珍藏文物和书画展览，并经常更换展品，到更换展品时，他都要陪同老师们前去观摩欣赏。参观过程即是听取老师们分析评论一些作品的不同看法、不同见解的过程，对一些疑问可以及时求得老师解答，许多书画知识就是这样日积月累，融合消化，变为自己的。”

学无止境笔耕不辍

启功先生认为，具有深厚广博的知识，是作为一名教师的基本要求。因此他在长期的教学中，很注意教学实践和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从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再用这些经验去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几十年来，他以科研成果促进教学，在许多方面都有创建。例如他的《古代字体论稿》，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相互印证，对古代字形、字体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文献记载的字体名称和形状的变化，从实物和资料两方面做了综合考察，探索了古代各种字体的名和实、体和用的关系，使千年乱丝条理清晰了。这部专著已成为当今研究古代字体的学者和教学工作者必读之书，在20世纪80年代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受到许多学家的好评。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探索了古典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各种文体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为古诗词研究和教学提供了驭繁于简的重要工具。

启功先生最后的墨迹：“这个办法很好，启功同意。”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启功先生开始整理自己一生的研究，教学、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把这些留给后人。但是在指导研究和繁忙的社会活动之外，还要拿出相当多的时间接待慕名来索字的人，他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经常在晚上加班加点，有时为不断思路，竟通宵不眠。这样紧张的工作，使当时已年过八旬的老人几次住院。1991年，总结他几十年汉语教学实践经验的专著《汉语现象论丛》出版。启动先生对汉语词汇的特殊容量、汉语结构的特点，以及汉语特有的声律、骈偶等修辞现象的内在规律，都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阐述。在这部书的出版座谈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启功先生“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尊重研究物件的实际。过去流行的‘外国理论汉证’方法，很难适合汉语实际，像贴标签，启功先生对这似是而非的做法，提出了全面的批评。过去没有提出韵文语法，启功先生第一个提出了。（二）字本位和词本位问题。汉语中字、词混合，字词活用，同形词、同字词很多，容易混淆，对此启功先生在《论丛》中提出一条新思路。（三）训诂、语法、修辞的一致性问题。以上语言学的这三个领域各有侧重，但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充分认识语言现象，应改变过去的学科分裂状况，把这三个方面更好地融合起来，启功先生在这里做出了贡献”。

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正因为启功先生有丰富渊博的知识，他的教学深入浅出，综合利用，深受学生们欢迎。他先后开过历代韵文选、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历代散文选、中国古典文学、历代诗选、唐宋词等诸门课程。无论教什么课，他都能得心应手，独具风格，经常有理科系的学生也来听他讲课。

1982年他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点，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20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人才，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分别被评为讲师、副教授、研究员、教授，有的还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2004年，启功先生年事已高，92岁高龄还在家中坚持给研究生上课、答疑。先生身体已经很弱，走路已用助步器，但思维仍很敏捷。因白内障和黄斑病变严重影响视力，他就用高位放大镜读书看报、查资料。难以再用毛笔写字，就改用塑料头硬笔写文章，或用口述录音方式，请学生代为整理，2002年以后先后发表了《读〈论语〉献疑》《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文史典籍整理〉课程导言》《“八病”“四声”的新探讨》《谈清代改译少数民族姓名事》《启功人生漫笔》《北京师范大学百年纪念私记》等论文，并修订再版《诗文声律论稿》。

启功先生教书育人的突出特点，就是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体现了他对学生的亲切关怀，显示出他教学的原则和科学方法。他总是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和学生的不同水平出发，有针对性地给学生传授知识。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而是讲自己独到的见解，讲活知识、活方法。他提倡博览群书，主张通学，例如他发现学生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比较差，就为学生开设国学基本知识课程，称之为“猪跑学”（俗话说：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有见过猪跑吗？），意思是追随前人开拓的道路朝前跑。他要求学生对各种学科广为浏览，把握各种学科的相通之处。他每周都要把学生招到家里来上课，一讲就是半天。我有幸旁听，他讲的内容涉及很广。纵的方面，讲先秦以来中国文化的变迁；横的方面，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官制、地理、典章、文化习俗等。甚至教学生怎样查资料，怎样使用《康熙字典》。启功先生认为，文史专业的学生读点古书，是最基本的功夫。他针对每位学生的情况开列书目，指导阅读，还亲自指导学生作古文、写古诗、填词曲，对学生的作业一字一句地批改。这些措施为的是培养学生的国学基础。他给研究生上课，大都采用讨论的方式，从最切合学生本人需要之处入手，解决每个学生各自的问题，对学生在讨论中有说得不对的地方，都是耐心平和地指出来，启发学生自己寻找正确的答案。每次讲课结束前，都要留出一些时间，要学生提问，他一一作答。

启功先生社会兼职多，社会活动也多，常常是家中宾客盈门，但是无论多忙，他从不拒绝学生的请教，无论多累，他总是热情地接待学生来访。遇到当时找不到满意答案的问题，也要记下来，详细查找资料，下次回答，或以通信方式给予指导。有时为了一个问题给外埠学生写信数次，每次都超千字。有位学生写毕业论文需要参考日本学者的研究资料，启功先生就利用访日的机会，四处为这位同学找资料，并介绍国外学者与这位同学建立联系，具体有效地帮助这位同学完成了毕业论文。启功先生从未因自己个人的事去求人，但为了学生的成长，他多次请朋友帮助；为了学生学术成果的出版，也亲自向出版社推荐。在学生们成长的背后，有着启功先生辛勤耕耘的功劳。

不忘师恩捐资助学

如前所述，启功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来自他数十年厚实的积累和刻苦深入的研究。他青年时代的勤奋和虚心求教，也给他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他经常向周围的朋友谈起，他之所以能有所成就，是遇到了几位诲人不倦的恩师。

启功先生感恩于陈垣老师对自己的培养，决定捐资助学。1988年8月的一天，启功先生将他拟定的捐献计划书拿给我，让我呈交给当时北师大的王梓坤校长。他说：“很久以来，我就想找一种办法来永久纪念老师的教泽，这种纪念要不同于一两次的会议活动，便想到了用举办书画义卖的方式，筹集一笔基金，捐给学校，定期赠给学习、研究、教学有卓著成果的学生或青年教师，借以绵延陈垣老师的教泽，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以报效师恩于万一。”他在计划书中提出“给北师大创作书法作品100件、绘画10件，举行义卖后的全部收入和应社会各界题字要求书写作品100件由学校代收酬金，两项收入全部捐给学校，再捐出现金1万元作为装裱费”。我将计划呈给王校长后，校长十分感动，在计划书上签名后召开校长会，决定接受先生的捐献，并指定校长办公室协助先生处理义卖的具体事务。

1990年陈垣先生110年诞辰时，启功先生在香港举办书画义卖展，共筹得资金1,631,692元，全部捐给学校。学校决定命名为“启功奖学金”，先生坚决不同意用他的名字命名，他说：“捐这点钱是为了纪念老师，就用老师‘励耘书屋’中的‘励耘’命名为‘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吧。”启功先生感恩于老师对自己的培养，把继承和发扬老师辛勤耕耘、严谨治学、奖掖后学和培养后学的精神，永远铭刻在心中。

在组建基金会理事会时，学校请启功先生担任理事长，他又婉言辞谢，他说：“我只管筹款，至于如何管理，如何评选，如何发放，我都不参与。”他推荐陈垣先生的弟子周绍良、单士元、萧璋、刘乃和、郭预衡参加理事会。

1992年是北师大建校90周年，学校举行了“励耘奖”首届领奖申请、评审。整个颁发过程严肃认真，向师生传达尊师重教，弘扬励耘精神。这次评选出董奇、刘永平等17位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获“优秀青年教师奖”，袁贵仁等4位青年教师获“优秀著作奖”；白朗、沈雪松等32位研究生和本科生获“优秀学生奖”。

“励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至2005年启功先生逝世时，共评选过七届，先后有110名优秀青年教师、110名优秀研究生、153名优秀本科生和32部优秀学术著作的作者获奖。启功先生还特别关注从贫困地区报考来的学生，从1996年开始，增设特困生助学金，每年给50名新入学的贫困生每人颁发500元助学金。

启功先生捐资助学的义举被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启功先生尊师重教的高风亮节，在教育界传为佳话。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1997年，为迎接北京师范大学建校95周年，学校征集校训，作为学校培育人才的指导思想，也是师范生的奋斗目标。许多师生积极响应，提出所拟的草案，最后经过学校讨论，选定了启功先生提出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对全校师生的要求和期望。

启功先生讲他对这八个字的理解时说：

“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以及技能。仅仅具有还不够，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校训讲得明白，是要能够成为后学的师表。而师表的标准，我们能理解，绝不是‘职称’‘级别’所能衡量和代表的。”

“行，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品行，这包括着思想、行为、待人、对己。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光明正大，能够成为旁人对照的模范。”

这是启功先生对学校师生的期望，也正是启功先生自己学行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