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玩物：晚清士风与碑拓流通》

        晚清72年，经历了道光后期（1840—1850）、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以及宣统（1909—1911）五朝。其中，光绪朝前后达34年，几乎占据晚清一半岁月，最为引人注目。晚清时局动荡，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以至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纷至沓来，然而，士人集古玩碑的风气，不但未曾衰减，反而与日俱增，与时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士人逃避时世的因素，更是有清一代学风发展的必然之势。
          肇始于北宋的士人集古之风，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以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和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人书为代表的金石学，是乾嘉考据学中最为耀眼的领域之一。盛清士人雅好集古，疆臣大僚如毕沅、阮元等亦不例外。他们收藏碑拓，令属下官吏访碑，辇运藏石，还在幕府中养士，以编修金石之书自娱。身历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的阮元（1764—1849）和包世臣（1775—1855），是嘉道碑学兴起的两位关键人物。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鼓吹北碑的艺术价值，激起了士人对于碑拓空前的收藏兴趣和研究热情，“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随着“碑学大播”，咸同光宣四朝碑拓之玩赏、买卖与流播，成为其时士风与学风的重要内容，实在顺理成章，有如水到渠成。
          对于晚清的学风，清末民初学者早有敏锐的观察。震钧《天咫偶闻》云：“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方纲）、阮仪徵（元）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祖荫）、翁常熟（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鉴赏二家外。”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朝士嗜好”条亦有类似的概括：“光绪初年，学派最杂，潘祖荫好金石，翁同龢、汪鸣銮好碑版，洪钧、李文田好舆地，张之洞好目录，张之万好书画，薛福成、王先谦好掌故，虽不能自成一家，亦足觇其趋向。”这种学风既然成为“朝士嗜好”，也就可以称为士风。不管是震钧笔下“光绪初元”的“士夫学业”，还是胡思敬所谓“光绪初年学派”，其实皆可认为是晚清学术的代名词。
          早在道同时代，这种学风即己兴起。例如，同治十一年（1872）夏，潘祖荫发起“消夏六咏”唱和，题为搨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先后参与者有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澎、陈乔森六人。七月五日，潘祖荫又组织郑康成（玄）生日雅集，参加者除上述六人外，又增加陈彝、谢维藩、许赓扬、吴大澂、顾肇熙五人。“消夏六咏”的前三题，皆与金石学相关，而且，参加这两场雅集的文士中，潘、王、吴、顾等人，都是晚清有名的金石学家。易言之，金石碑拓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士夫学业”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被《国闻备乘》列为金石碑版之学核心人物的潘祖荫和翁同龢二人，其实代表了这样一类人物：他们出身世家，科举高第，或贵为帝师，或位居清要。他们所组织的艺文雅集，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精英文士社交圈子，对引领一时士风产生了显著作用。光绪初年的这种学风，推演而为晚清一代士风，与这些核心人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围绕这类核心人物，京城士大夫形成了金石碑版之学的第一层核心圈，而外省士大夫又通过种种人事流徙和碑拓传递，构成第二层核心圈，于是，这种学风和士风不仅覆盖了晚清时代从京城到地方、从上到下的广大空间，又因为声气相通、嘤鸣相求，而构成了细密的网状联结。
 
        除了被当时京师士大夫尊为“一代龙门”的潘祖荫和翁同龢二人之外，在京城之外，一些晚清疆臣达官也组织幕僚进行艺文雅集，上继盛清毕沅、阮元二公之盛，并与京城潘、翁二人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这里可以举张之洞武汉幕府（1889—1907）为例。彼时张氏幕府中，聚集了众多海内学者名士，举其要者，则有杨守敬、顾印愚、周家禄、辜鸿铭、吴保初等，他们相与讲求金石、舆地、书画、辞章之学，蔚为一时之盛。当然，即使武汉这样的地方中心，或者如苏州那样的文化古城，其所拥有的学者人脉与文物资源，与京城相比，无疑都是相形见绌的。  
        不过，京城及外省己经成名的金石学家，也可以通过言论著作，对外地有金石碑拓兴趣的年轻士子，产生积极的影响。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己经卓然成家的金石学者叶昌炽为其甫脱稿的《语石》撰写自序时，曾回忆自己从事金石之学的经过。他在家乡苏州之时，就己经与王颂蔚、管礼耕等人“从事碑版之学”，“又习闻缪筱珊（荃孙）、魏稼孙（锡曾）两公之绪言”，但真正大开眼界，升堂入室，乃在“通籍居京师”之后。那时，他才有机会“与陆蔚庭（继辉）、王廉生（懿荣）两前辈、梁杭叔（于渭）同年、沈子培（曾植）比部游，上下其议论，益浩然有望羊之叹”。他在《语石》一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他得益于当时“京都士大夫以金石相赏析”的风气。沉浸于这种风气中的京城士大夫，往往“捐俸醵资，命工访拓”。“士大夫既屡有集资拓碑之举，碑贩亦往来奔走，每遇新品，必致都下。”于是，都下自然成为碑拓集散的中心，“欲网罗古刻，非至都门，终为坐井观天。”
 
        碑拓汇聚京城与京城士大夫金石相赏的风气之间，是彼此推进、互为因果的。京城士风的需求，吸引了碑拓的汇聚；而大量碑拓汇聚京城，更进一步推扇了士夫赏玩金石的风气，并由都中而遍及都外。
 
        古刻碑拓兼具文物与商品的双重身份。作为文物，它们便于观赏、携带、交换，为士人从事金石之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为商品，它们被迅速雅玩化、礼品化，成为京城社交圈中的宠物，其流通上及疆臣，下至举子：“疆臣述职而来者，举子之与计吏偕者，选人之赴部者，骚人墨客，游食于兹者，莫不携其乡之名迹，以当羔雁。故有穷荒绝徼、著名难得之碑，厂肆时或见之。”这些贽礼又通过流通渠道进入厂肆，丰富了厂肆的货源。叶昌炽就曾从厂肆碑估手中，买到来自遥远的广东、广西、云南乃至西夏的碑拓，几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慨。京城成为名副其实的碑拓流通中心。
          要之，晚清时代盛兴的碑学学风，为士大夫赏玩碑拓营造了大的时代氛围；而上至疆臣高官，下至举子选人，各阶层文士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碑拓流通，碑拓的身影经常出现于当时士人的社会交往之中，成为不可或缺之物。无论是出于衷心喜爱的真正收藏，还是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或是作为变相利益交换方式的雅贿流通，受这种社会风气吹扇，碑拓买卖逐渐脱俗，日益雅化，玩赏碑拓成为彼时士人一项突出的身份标识。此风既开，不仅培育了晚清碑拓流通市场，而且刺激这一市场蓬勃发展。具体说来，士人之介入碑拓流通，既是广泛而深入的，又是复杂而多层次的。  
        在石刻文献的三种形态亦即石刻、碑拓和录文中，碑拓处于中间形态，它既具有录文所没有的文物属性，又比笨重的石刻易于携带存藏，便于占有与玩赏。考察晚清碑拓流通，需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碑拓资源来自何处？哪些人参与了这一过程，各自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流通主要有哪几种方式？
 
        碑拓资源的分布，可以从原生地和集散地来看。所谓原生地，是指碑拓的原生之地，亦即碑拓据以制作的原石刻所在之地。由于历史的原因，汉唐古都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石刻和碑拓资源。山东嘉祥等地之于汉画像，曲阜孔林之于历代碑刻，也都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以西安碑林为例，“开成石经在焉。其余汉唐以下石刻林立。碑估资为衣食，朝夕椎拓。……碑林中当当拓石之声，终年不绝。《庙堂》、《皇甫》、《玄秘塔》诸碑，旬月之间，化身千亿，以应四方之求”。西安碑林拥有的各类历代石刻不胜枚举，对碑估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宝贵资源。再如曲阜孔林，其地的汉唐碑刻，也多被人传拓，作为商品售卖，吸引了许多往来曲阜的过客。  
        所谓集散地，主要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书肆碑估，也包括某些碑拓收藏家。晚清苏州观前街一带、南京夫子庙状元境以及上海福州路等地，都有很多书肆及文玩商店，往往兼营碑拓，有许多碑估出入其间，藉此谋生。北京琉璃厂（海王村）更是全国碑拓的集散中心。琉璃厂兴起于康乾以来，晚清以降，人们习惯简称为厂肆。仅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载，晚清厂肆中经营碑拓的店肆（不包括只卖书者）就有数十家，包括稽古堂、文林阁、益文堂、鉴清阁、集古堂、佩珍斋、德古斋、含英阁、尊汉阁、集雅斋、翰墨林、庆云堂、修文斋、访古斋、文古斋、澄云阁、黼华阁、宜古斋、隶古斋、翰文斋、富华阁、肄雅堂、文昌馆等，而刘鄂日记中所见厂肆，则有宜古斋、翰文斋、茹古斋、大观斋、萃古斋、正文斋、永宝斋、存古斋、征赏斋、汲修斋、论古斋、寄观阁、得宝斋、文珍斋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叶、刘二人曾经巡访过的店肆。其所售卖的碑拓，来源多样。有的是如前引叶昌炽文所言，由各种来京人士“携其乡之名迹，以当羔雁”的，后来因种种原因，流入厂肆。其中有些颇为稀罕，如《南诏德化碑》和《西夏感通塔碑》等。有的则是碑估收购了某些金石大家的旧藏，然后集中转卖。对这些大家旧藏，厂肆碑贾向来最为关注，对有关动向也高度敏感，一旦藏家有意出让，他们往往可以在第一时间到场，出手收购或接洽买家。当然，对于玩赏碑拓的士人而言，这也是绝佳的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晚清金石学者缪荃孙曾自言，他的不少珍藏就是在这些场合收买的。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成了翰林，此后供职京师十余年，“时韩小亭观察（泰华）、马砚孙封翁（书奎）、瑛兰坡（棨）、崇雨聆（恩）两中丞、樊文卿（彬）大令所藏悉归厂肆，典衣质物，而悉收之”。道咸间著名金石家刘喜海的拓本，在其死后多归上海金石家沈树墉所有，沈死后，其拓本三千多种流入吴门碑肆，亦被缪荃孙“以重值收之”。
 
        厂肆不仅是碑拓资源的集散中心，也是碑拓信息的集散中心。叶昌炽在苏州时，与汉贞阁碑贾唐仁斋多有来往，并从他那里获得不少碑拓信息。光绪十四年（1888），叶昌炽获得友人“以江阴吴冠英丈所藏心经幢拓本见赠，此幢造于开元廿八年四月，张晏撰序，书人名已泐。旧闻之唐仁斋，云六舟和尚旧物”。唐仁斋以前提供的一条信息，为叶昌炽准确判断此拓的来历提供了帮助。碑贾固然主要以牟利为目标，但他们长年接触碑拓，往来接触金石圈内人士甚多，经眼碑拓众多，千锤百炼，久而久之，此行业中也不乏精通金石目录版本之人。唐仁斋并不是仅有的一位。出身北京厂肆的张彦生以及洛阳碑贾郭玉堂，也都精擅此道。张彦生著有《善本碑帖录》，郭玉堂撰有《洛阳石刻时地记》，二书都是碑拓目录的专精之著，他们的学问都是在参与碑拓流通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真知。郭玉堂居号“十石经斋”，铺号“墨景堂”，“以售碑帖为业，魏志为所访得、鬻出者十之八九。随手记出土时地，成《洛阳石刻时地记》。……所记至详，洛下魏志流传之绪，具在此书”。工即使纯粹从字面意义上，《洛阳石刻时地记》一书也可以说是有关洛阳石刻的信息集散中心。

 
        碑拓与一般商品不同，它不是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但对保证文士的生活质量，维持他们的闲情逸致，又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碑拓的价格首先取决于其供需关系。碑学兴起之后，云峰山郑文公碑倍受珍视，但此碑“巍然露处，非架木为台不能拓，故绝无传本”，“初架木时，吴退楼（云）观察得一本，至费五十金”，可见其稀罕珍贵。“后来者因台旧贯，役省功倍，其值递减至二十之一，好古者家置一编矣”。其次，供需关系又与文士生活状态及其所处的时局密切关联。承平时代，碑估会囤积居奇，投机炫售，哄抬物价，甚至翻刻作伪，以次充好，以假作真，谋取暴利。从前对碑拓有所谓“黑老虎”之说，指的是有些碑拓真伪难辨，害人匪浅；然则参与作伪的固然有金石学者，也有碑贾，或为二者合谋。要而一旦遭逢战乱，文士颠沛流离，也就顾不上到厂肆赏玩购买碑拓了。晚清其他事变战乱，大抵对北京影响不大，惟有发生于北京的庚子（1900）事变，则对京城以致命打击，官绅流徙，百业萧条。当时恰好居留北京的叶昌炽，亲身体验了这一剧变对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以及碑拓市场的沉重打击。从世家旧藏流散而出的碑拓甚多，有些碑拓的价格跌到不及承平时的十分之一。
 
        承平时期，京城士人或进京文士巡游厂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也十分重要的内容。巡游中倘有看中的碑拓，可以先看后买，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先买后退，若有需要还可以进行调换。厂肆碑估经常根据自家所掌握的客源，送货上门，向主顾展示所收各种碑拓。碑估也允许熟客将碑拓暂留家中，以便其先行玩赏和研讨，再定去留。《张佩纶日记》中，就有因碑估索价太高而议价不谐，将暂时寄放家中的碑帖数种璧还隶古斋的记载。有一次，碑估送来一种米莆字碑帖，张佩纶虽然爱不释手，但毕竟价格太贵，其妻“暇中双钩之，惟妙惟肖，亦闲中一乐也”。张佩纶并不以金石之学专长，亦不以收藏碑拓见称，其日记所载，正可代表晚清普通文士参与金石流通的情况。至于缪荃孙、刘鹗、叶昌炽等金石收藏家的日记中，有关此类巡览厂肆、暂借碑拓以及买卖议价的记载，就更数不胜数了。苏州汉贞阁碑估唐仁斋，还时常不远千里，将其所收碑拓寄给北京的叶昌炽，供其拣择选购；北京碑估也曾携拓南下，向缪荃孙等人推销。这种长途定向销售的模式，是晚清的新现象，当时并不罕见。  
        士人学者若有急需或难得的碑拓，可以留下名目，委托厂肆寻找，或者向碑估定购。所谓“捐俸醵资，命工访拓”，实即集资定购，这也是晚清厂肆新兴的风气。金石学家而兼目录学家的缪荃孙，是最早也最热衷于利用碑估拓工访碑拓碑的一位。光绪初年，他在京城任职时，曾与潘祖荫、王颂蔚、梁于渭、叶昌炽等多人集资，委托琉璃厂碑估兼拓工出身的李云从，前往顺天、易州、宣化、真定等地拓碑，“大半前人所未见，即辽刻得一百十六种，其他可知”。光绪十七年（1891），他出掌山东济南泺源书院，又通过门生找到泰安拓工黄士林，“尽拓泰安、肥城、汶上、东阿、济宁、兰山、沂水、蒙阴十余县”。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出掌南京钟山书院，“又得江宁聂明山，为拓江宁、句容、溧水，上江之太平、当涂、潜山、桐城、贵池，下江之常熟、松江、太仓等处”。可以说，碑估和拓工既延伸了金石家的手和眼，又拓展了碑拓资源及其市场。
 
        金石学家出资，碑估拓工出力，碑拓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流通者）与订购者和消费者（使用者）之间通力合作，这种现象在晚清碑拓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其具体过程往往是这样的：出资方的金石学家事先调查好目录，开列访碑名目，而拓工则用金石家提供的资金购买纸墨及其他工具，外出访碑。在访碑过程中，他们往往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十分敬业。例如，受雇于潘伯荫、缪荃孙、叶昌炽等人的拓工李云从，外出拓碑时，“荒岩断磵，古刹幽宫，裹粮遐访，无所不至，夜无投宿处，拾土块为枕，饥寒风雪，甘之如饴”。李云从是晚清最为著名的拓工，其生平经历颇具传奇性。他一生拓碑，足迹遍及京畿、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缪荃孙修《顺天府志》时，所用拓本几乎都出自李云从手拓。光绪六年（1880），吉林省辑安县发现《晋好大王碑》，但最初流出的拓本多为煤烟拓，效果不佳，于是，王懿荣、潘祖荫、叶昌炽等人集资，“派李云从携纸去拓”，获得了较好的拓本。
   
        在晚清碑拓流通中，拓工的作用空前突显。一方面，他们是拓本的制作与生产者，另一方面，他们又身兼碑估，奔波于石刻现场、碑肆与碑拓主顾之间，有力促进了碑拓流通。一份精致完整的拓本，要求拓工有责任心，具备职业精神，例如，椎拓前要先对石面细心洗剔，椎拓时，要不遗漏额阴侧顶以及题刻等。叶昌炽曾批评某些“近时拓工惜纸，其磨泐处皆不拓，岁久尘埋，下半截深入土中，亦未尝举而出之”，这些拓工不够敬业，不能精益求益，当然不可能拓出“精本整本”。而被叶昌炽称为“北李南聂”的李云从和聂明山，是晚清拓工中的佼佼者。他们技术高超，吃苦耐劳，不仅搜访拓取了很多新碑拓，己有旧拓者亦能后出转精。李云从尤其敬业，他“每拓一碑，必于纸背书在某村、某寺或某家，距某县城若干里”。叶昌炽对此赞不绝口，称许李云从为“有心人”，因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石刻文献的目录意识，后人“依此著录”，即可按图索骥。李云从在京多年，“久与潘、王、盛诸君相周旋”，与缪荃孙和叶昌炽往来亦多，可谓交游广泛，见多识广，积累了丰富的金石目录与碑拓赏鉴知识，“其金石之学甚精”，有时连专业的金石学家也自愧弗如。有一次，翰林学士黄绍箕（仲弢）收到一块大安纪年碑，认定是金代石刻。李云从纠正说：“金大安只有三年，即改元崇庆。此碑立于大安六年，乃辽刻耳。”李云从良好的石刻年代学修养，使黄绍箕也不能不佩服。
 
        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并无金石学兴趣的袁世凯本人，从朝鲜携回《平百济碑》拓本。这不是出于玩赏的兴趣，亦非为了研讨的需要，而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以此充当渴见僚友或上司的“羔雁”。一个对金石真正有兴趣的士人，如果有机会外任，通常会凭借地利之便，寻访当地的碑拓。王同愈出任湖北学政时，就利用观风之便，访拓湖北多地的碑拓。光绪末年，叶昌炽出任甘肃学政，在其后的四年任期中，他巡行了甘肃省的各府州县，收集了很多陇右碑拓，包括敦煌莫高窟的碑拓。对某些珍贵的石刻，他们也会制作多份拓本，用于同道友好之间的相互交换。以河朔访碑著称于清末民初的顾燮光，“随时访获石刻，必广为拓传，与海内同好互相流通，邮筒投赠无虚日，老而不衰”。这种交换既是道友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互通有无，也是赏鉴眼光与标准的交流甚至较量。缪荃孙、叶昌炽与王同愈三人的日记中，常见关于这种交换与交流的记述。光绪十七年（1891），王懿荣以刘燕庭旧藏精拓《雁塔圣教序》赠给张佩伦，张佩纶以新得珍品《平百济碑》拓本回赠，则是投桃报李式的礼物交换。  
        士人学者不仅透过厂肆碑估，联系或安排拓工去定向寻访碑刻，还委托自己在异地任职的同道友人，请他们代为物色拓工，椎拓当地石刻。1873年到1876年，素好金石的吴大澂出任陕甘学政，有地利之便，陈介祺遂托其拓苍颉庙、石门以及敦煌等地的诸种石刻，吴氏遂委请石门拓工张茂功，工价预给。《裴岑碑》、《沙南侯碑》二种刻石远在新疆，为了得到此二碑拓本，吴大澂动用了在当地任职的疆臣左宗棠的关系，请其帮助访拓。实际上，吴大澂的交往圈中，弥漫着浓厚的传拓风气，透露出对于集藏碑拓的强烈兴趣。在拓碑方面，他有时委托别人，有时则受人委托，亦即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一身二任。他与三位擅长传拓的幕友陈佩纲、尹元鼐、黄士陵之间的密切互动，不仅体现了他与拓工的亲密关系，也是晚清时代拓工深度介入碑拓流通的生动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金石收藏家中，有一些专门收藏石刻原物者。相对于碑拓收藏，石刻收藏更具文物价值，还可以从源头上垄断拓本制作，抬高拓本价值。但一般来说，石刻收藏对资金和储存空间有更高要求，保存传承也更不容易，故非力大金多者不能办。晚清致力于收藏石刻者，有潘祖荫、端方、丁树桢（幹圃）等人，皆是力大金多者。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卒于北京，其“所藏古器物，䡞归苏州。家人以为砖石不便舟车，就京中斥卖之。……石刻大半为幹圃购得”。道光年间，山东掖县出土西晋《郛休碑》，光绪中为端方“购置京邸，建亭覆之”，可惜“易世后，陶斋藏石尽散，此碑以钜重无过问者，尚屹立邸中”，后来辗转仍归鲁人收藏。此事可见藏石传承之艰难。晚清的藏石风气持续到1930年代，张钫、李根源等人受其影响，收藏唐代墓志石。好在他们的收藏最后都转化为公藏，张钫在其私人藏石的基础上，建立了千唐志斋博物馆。
 
        总之，活跃在晚清碑拓市场的，除了碑贾拓工，还有专业金石学者和有玩赏碑帖爱好的士人，其身份或为学者，或为文士，或为官员，或兼而有之。他们玩赏碑拓，态度不同，侧重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别：以潘祖荫为代表的鉴赏家，以缪荃孙为代表的收藏家，以叶昌炽为代表的学问家。这当然是就各自的侧重点而言。实际上，潘祖荫收藏颇富，而叶昌炽的经幢收藏既丰富又有特色，更有很好的赏鉴眼光。此外，吴大澂、端方二家，也以有钱、有闲、有力、有圈子，而成为晚清碑拓收藏流通的大家。
   
        晚清碑拓流通的国际化，包括中国学者收藏国外碑拓和外国人收藏中国碑拓两个方向。中国学者收藏国外石刻碑拓，亦始于晚清时代。分析起来，这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搜集外国石刻拓本，例如潘祖荫、黄绍箕等人收藏埃及石刻等，潘祖荫还将其“示门下士，各有考释”；二是搜集流落到域外的中国古刻拓本，主要是外流日本的旧拓本或翻刻本；三是搜集域外汉文石刻，尤其是唐代朝鲜半岛的汉文石刻。后两种都属于域外汉文石刻文献，促进了域外汉文献的搜集与流通。
 
        清代金石家早就关注海东碑拓，故海东人士来京观光，常“载古刻而来”，大受翁方纲、阮元、刘喜海等收藏家欢迎。刘喜海编撰《海东金石苑》，即得朝鲜友人之助力。咸丰初，潘祖荫、鲍康、杨继震等收藏家“于丽人之至京者，犹喜晋接之”。其后，朝鲜人渐渐摸清了此中的门道，投其所好，每以海东石刻墨本为“望门投渴，藉通竿牍”之资，潘祖荫等人不胜其烦，“至戒阍人毋通谒”，“自是海东墨本稍难得矣”。物以稀为贵。在海东石刻中，出自权怀素之手的唐碑《平百济碑》，书法“重规叠矩，鸿朗庄严”，尤其引人注目。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从朝鲜“乞假回籍”的袁世凯，赠给张佩纶“权怀素《平百济碑》一通”，一个多月后，张佩伦即以此拓本转赠王懿荣，以回报王氏前此寄赠的珍拓。经由王懿荣的绍介，《平百济碑》在金石学人圈内广为所知，从而激起了厂肆碑估的兴趣。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富华阁碑贾王春山，欲赴朝鲜拓碑，乃廉生（王懿荣）所荐”，此时距离王懿荣获赠《平百济碑》还不到一年半时间。叶昌炽自言藏有《平百济碑》一本，乃“厂估王某渡海精拓”所得，其所谓“厂估王某”，当即王春山其人。王春山所拓《平百济碑》应有多本，主要当在富华阁售卖，但至迟光绪二十三年（1897），其他厂肆碑估亦有兜售此碑者，其货源如果不是来自富华阁，即可能另有人渡海拓取此碑。从一本五金的价格来看，此拓在当时还是相当稀罕，故奇货可居。从携拓回国的袁世凯，到受赠拓本又转手赠人的张佩纶，再到相互交换珍拓的王懿荣，最后到跨海拓碑的碑贾王春山，地理空间从域外到中国，又从都中到域外，透过这本《平百济碑》拓本的串联，一幅晚清碑拓的国际流通图由此呈现出来。  
        自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包括一些来华寻宝的学者、探险家或文化商人，纷至沓来，其中不乏对金石碑拓有兴趣者。这些外国人士的介入，使晚清的碑拓买卖初步形成国际市场。在这些外国人中，既有日本人，也有德国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不仅四处访古拓碑，更倚仗雄厚的经济实力，收购珍贵古刻，将其运至国外，甚者使这些碑拓在国内销声匿迹，从而造成了中国石刻文献的流失。
 
        石刻碑拓流入日本，自不始于晚清，但在晚清特多，罗振玉《海外贞珉录》中已有记述。其中荤荤大者，则有“诸城王氏所得陶斋藏石，精品大半售于日本贾人江藤氏”，又“有中村不折者，购致法帖碑本，兼及藏石”。1899年和1906年，日本人大谷光瑞两次来中国游历考察，其行程包括到关中访古拓碑，拓取昭陵碑刻。宣统初元（1909），山东嘉祥、肥城等县新出一批汉画像石，共十石，都被日本人购买。运载出境之车经过济南，幸而当时的山东提学使罗正钧（顺循）得悉，出面阻留，最后补偿了日本人的购石之资，将这批汉石收归济南金石保存所。这类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不见得每次都能追回原石。现在欧美日等地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石刻，包括画像、造像、碑志等，大多是晚清以后逐渐从中国各地、经由各种渠道流出去的。有的通过厂肆碑估，有的通过其他民间私人买卖，有的则是内外勾结，通过当地文物贩子盗买盗运出境。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中，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其中包括海参崴。这片被割让的土地上的古代石刻，也随之被俄国占有。例如，“黑龙江口有永宁寺碑，今在俄国浦（盐）斯德大学”。所谓浦盐斯德，即海参崴的日本译名，俄名称符拉迪沃斯托克。晚清中国的政治痛史，也引出了一段段文物流散的痛史。
 
        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和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晚清来华探险、掠买中国古文献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的两位。在斯、伯二人掠买的大量敦煌写本文献中，有几件唐代拓本十分珍贵。光绪末（1900），敦煌藏经洞发现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三件唐拓，《温泉铭》、《金刚经》和《化度寺碑》前两页为伯希和所得，现藏法国，《化度寺碑》后十页则入斯坦因之手，现藏英国。人们往往将敦煌文物流散，说成是晚清中国文物流失的典型痛史，却很少注意这些流失的敦煌文物中，还有十分珍贵的古代碑拓。
 
        晚清来华的其他外国探险家和调查团，其名声虽然不及斯坦因和伯希和，在碑拓流通史上，却是不可忽视的。据柯昌泗回忆，宣统二年（1910），湖北襄阳出土了北魏《程虔墓志》，“石出未几，即为德国人购去”。，这个德国人是谁，柯昌泗未载明，有待考索。晚清时代很多石刻或碑拓外流的过程，至今都无法追溯，皆是因为缺乏相关的文献记载。在近代来华的外国学人中，德裔美国汉学家、后来长期服务于芝加哥富地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History）的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译名亦作罗佛、洛佛尔），花费很多精力访碑寻拓，并带回了很多古代中国的石刻和碑拓。在1901年至1904年、1908年至1910年间，劳费尔多次来到中国探险，搜访各类文物。到中国之后，他才认识到中国古代石刻碑拓的特殊性及其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将石刻碑拓作为搜访的重点。他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搜集各地的拓本，所获多达3336件。这些碑拓源自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河北、北京、热河、甘肃、江西、江苏、广东、陕西、山东、云南、湖南、广西、四川等地，最初收藏在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来移藏富地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搜集碑拓的过程中，劳费尔认识到有必要组织一支国际学术团队对碑拓史料展开深入的研探。为此，他初步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可惜由于他英年早逝，这个研究计划半途而废，十分遗憾。
   
        劳费尔重视碑拓的学术思路，很可能受到沙蜿的影响。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真正的先锋和改革者，是第一位运用扎实的批判的方法钻研这一难题并获得无可非议成功的欧洲学者”，可以说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碑铭学家。“沙蜿经常向旅行者们征购碑拓，有时还写信请求传教士和驻华外交官为他搜集拓本，由此不断地获得各个地区的铭刻资料。”1891年，沙畹就从山东泰安碑估手中买到武梁祠汉画像拓本。1900年代初，又通过一个神父帮助，“获得一套比较完整的西安碑林拓本”。1907年，他第二次前往中国，重点就是研究古代碑铭，为此他开始大规模访碑，搜集了大量碑刻资料，其成果汇集为1909年出版的《华北考古记》。沙畹谢世后，他收集的这些碑铭分散在吉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亚细亚学会、塞尔努什基博物馆等几家法国机构。
 
        沙畹还十分关注其他欧洲人收集的拓本，并据以展开研究，如1898年至1900年沙勒埃德·邦尼(Charles-Eudes Bonin）出使东方带回的一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碑刻，1898年法国工程师莱普亨斯·赫格（Leprince-Ringuet）考察龙门石窟时拍摄的照片和购买的拓本，1906年由亨利·奥龙（Henrid'Ollone）带领的使团在中国西部云、贵、川、青、甘、晋、蒙古诸地考察时所拓彝、苗、回等少数民族文字碑刻。他所关注的碑刻，涉及秦始皇刻石、汉画像、哈剌和林景教碑刻、佛教碑刻以及蒙古、南诏、西域等地的碑铭，他对四裔碑刻、少数民族碑刻以及宗教碑刻情有独钟。更难得的是，他在上述多个领域都留下了研究成果。1918年，沙畹去世，劳费尔曾专门撰文，重点表彰沙畹在古代中国碑铭学研究上的贡献，既表达了对这位前辈的深沉怀念，也含蓄地表明了自己与他的学术渊源。

 
        总之，晚清时代碑拓流通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国门开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中国碑拓进入国际文物市场，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从好的方面来说，可以使石刻碑拓这种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献形式，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甚至普通外国人所了解与喜爱，加深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促进中外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从不好的方面来说，这些外国人凭恃财力与强权，掠买古代石刻和碑拓，至少客观上造成了对古代石刻文物的破坏，导致珍贵碑拓流失境外，尽管我们也得承认，这些石刻碑拓后来在外国博物馆或图书馆中，躲过了国内历次战乱和革命，大多得到了较好的保藏。
   
        近年来大量影印或者整理出版的晚清日记，为我们了解晚清文士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生动的细节。“当光宣之际，访碑盛极一时。”访碑求拓，彼此交换，题品赏鉴，相互交流，成为晚清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缪荃孙的《艺风老人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王同愈的《栩缘日记》、刘鹗的《壬寅日记》等最为典型。如果说文士访碑求拓是赏鉴与治学的结合，是艺术欣赏与学术研究的融合，那么，厂肆的碑拓买卖也可以说兼有商业经营与文艺雅玩的属性，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融合，是俗的提升与雅的推广的交集点。
 
        碑拓流通既是商品流通的一种，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碑估促进故家收藏的散出和流通，其积极意义是促进了碑拓的传播。从信息汇聚角度来看，当时的厂肆相当于后来的博物馆、图书馆或文保所，而碑估相当于图书馆员乃至文物专家，前文所举郭玉堂、张彦生二人就是例证。晚清时代兼职访碑与稗贩的拓工，一改在此前文化史上模糊的身影，清晰地确立了自身的专业形象。在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和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估碑贾被他们视为同道。叶昌炽曾对苏州兼卖碑拓的老书估侯念椿表示佩服，因为他“见书籍装订，即知其从何地来。拓本亦然，收之既久，见之既多，何省拓本，不难一望而知”。

 
        碑拓的流通，是晚清书刻艺术传播的重要推动力。碑拓尤其魏碑成为晚清书法篆刻界的新宠，成为时尚书风的基础。晚清书法名家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沈曾植、孙诒经、李文田、陶濬宣、李瑞清等人，其书风皆与碑学有关。西冷印社更以“保存金石”为号，积极倡导碑学。而晚清碑学的核心人物康有为，其名著《广艺舟双楫》撰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其时，遭遇政治挫折的康有为以金石陶遣自我，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成书六卷27篇，其中尊碑、购碑、本汉、备魏、取隋、卑唐、碑品、碑评等篇，均可见其对碑拓的取资和推重。此书光绪十七年刻成，凡十八印，可见其影响之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此书于1898年和1900年两次奉旨毁板，但其流传己不可阻遏。
   
        对一般文士而言，无论习字临帖，还是欣赏书法艺术，碑拓既经济实用，又方便流通。谭献亲手装裱碑帖之后，曾引昔人之语，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得古刻数行，终身临之不尽。”碑拓的欣赏与传播，可以挂墙，可以嵌壁，可以装册，可以翻印流通，可以满足量大、地广的消费需求。晚清园墅中嵌刻法帖的风气亦应运而生，虽然这些法帖多为重刻、翻刻。碑拓市场的哄抬物价与作伪之风，也因兹而起。汉魏石经以奇货可居，多有伪石或伪拓。汉朱博残碑，罗振玉《石交录》己确认其出于尹祝年（彭寿）伪造。而围绕隋《苏慈墓志》碑拓的真伪，则聚讼纷纭，意见不一。王仁堪坚持此拓出于李文田伪造，而李文田坚决否认。无论如何，这场争论都证明了碑拓流通过程的复杂性。
 
        晚清文士热衷收集碑拓，致力于古刻碑拓的发现与流通，有助于古刻文献的传承。前代文献所记古刻之存佚情况，有些不够准确。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宋乾道末年刻于瞿唐峡峭壁之上的《中兴颂》己破碎不存，而缪荃孙于同治末年路经夔峡，却“搜得此刻”，并请友人“募工拓传于世”，可见陆游所言乃得之传闻，不足为据。总之，晚清士人对于碑拓的搜罗更专业，调查更精确。当然，这是与晚清交通设施与物质条件的改善分不开的。
 
        晚清士人对于碑拓的兴趣，也影响到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态度。洛阳、安阳、邺下等地相继设立了古迹保存所，济南和南京等地也成立了金石保存所，古刻碑拓的调查与保护，开始有了制度和机构的保障。这些保存所是西安碑林博物馆和洛阳石刻艺术馆之类专题博物馆的前身。缪荃孙作为金石学家、目录学家和图书馆学家，致力于碑拓收集、金石目录编撰和图书馆建设，直接奠定了今日国家图书馆碑拓收藏的基础。大浪淘沙，沧海桑田，很多旧家大户的碑拓收藏，民国以后逐渐归入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南京图书馆等公藏机构。晚清以来在碑拓流通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版本、完整目录和专家题跋，成为这些公藏机构宝贵的文物资源，为当代层累了文化资本。
          晚清碑拓流通，促进了学术文化的深广进展。广表现在各种金石目录编纂和利用碑拓资料编撰方志，以缪荃孙为代表；深表现在传统金石学的学科体系化与现代化，以叶昌炽为代表。晚清碑拓流通，也促进了传统金石学的与时俱进，其中一点，是更加重视边疆史地和经世致用。咸丰九年（1859）进士出身、官至礼部侍郎的李文田，是晚清著名的蒙古学和碑学名家。他因收藏秦《泰山石刻》与汉《华岳庙碑》珍拓，特地在广州筑泰华楼以作纪念。他还结合自己的蒙古学特长，撰作《塞北路程考》和《和林金石录》，与关注四裔碑刻的沙畹和劳费尔等汉学家遥相呼应。要之，晚清碑拓流通的国际化，也使金石学加入世界汉学和东方学的发展潮流之中。
 
        处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传统金石学亦随之近代化，产生了新的碑拓流通方式，创造了新的文化学术环境。碑拓资源由私藏向公藏汇聚，促进了新的学科形态的构成。伴随着以玩物为主旨的传统士大夫金石学的衰落，是现代专业考古学与面向大众的文博事业的兴起，石刻碑拓文献的保护、流通与应用也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