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留方寸地 好与子孙耕

　　准备起稿的砚石 江凌/摄

　　砚，本身是一种书写工具，它记载了历史，传承了文明。当砚随我们的书写习惯渐行渐远，而成为一门涵盖了绘画、书法、雕刻、篆刻、文学等诸多门类的综合性艺术时，砚的未来在哪里?

　　民谚说得好，“但留方寸地，好与子孙耕”，既指保护有限的耕地，也指“砚田”，意指将文化传承下去的重要性。作为当今文人施展才艺的雅器，它不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中华文明曾经的承载物之一，它又如何沉淀与展现当今的社会面貌和生活习惯?

　　当记者乘车辗转来到山东省沂南县徐公店村，看到省道两旁的挨家挨户的家庭式制砚作坊，昔日曾经靠出口换汇的制砚行业，如今能否重新被一条贯通的省道所带动?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实地走访、电话采访了鲁砚、宣砚、澄泥砚、洮河砚、端砚的制砚传承人，了解砚台行业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希望当这个书写传统不再与大众日常相守相伴时，依然能使我们回望深思，优秀传统如何得以存续。

　　并非所有的石材都可以做砚台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砚石是宝，但并不是所有的石材都可以做砚。砚台好坏及价格高低首先要看材质。

　　它必须是具备“下墨”和“发墨”的石质，同时还要温润、细腻，分子颗粒要小，要质密。下墨，是在研磨的过程中，墨从墨块快速散发开去并溶于水的速度。发墨，是指墨中的碳分子和水分子融合的速度、细腻程度。下墨讲求快慢，发墨讲求粗细，但是往往下墨快的发墨粗，发墨细的下墨慢。所以，下墨、发墨均佳的砚极其珍贵。

　　对于砚石本身成分来说，石英分子是“发墨”的，云母分子是“下墨”的，所谓“下发俱佳”，就是对其成分的要求高。安徽宣砚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宣砚制作传承人黄太海介绍说，云母分子排列的形状是鳞片状的，相当于刀片在切割墨块，从而达到“下墨”的效果。在泥沙搬运沉积的过程中，通常要求云母成分达到30%到50%，才会达到“下墨”的效果。

　　但是，真正的好砚石，是有限的。砚石籽料的形成，对于外部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泥沙需通过水流的搬运，慢慢地沉积。“当河流湍急，细小的颗粒均被搬运，沉积下来的颗粒会比较大;当河流太缓慢，细小的颗粒就没有沉积。只有在恰到好处的地方，才会形成一层层的搬运沉积，经过若干的时间变成碳酸钙石灰岩，再经过若干时间，当地下的岩浆对它进行慢慢地烘烤，又变成了变质岩，烘烤的温度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籽料的形成。”黄太海告诉记者，宣砚石材的密度是2.88克/立方厘米，而全球岩石的平均密度是2.70克/立方厘米，可见石料的密度是很高的。

　　老坑石料资源枯竭渐成制砚难题

　　由于形成时间长，故而老坑(指年代既久，出产量大且质精的石材坑口)所出石材从表面上看色泽温润沉浑，火气褪尽而显自然状态;新坑石材因其形成时间较短，给人一种质感单薄的感觉，有的虽然色彩夺目，但细观则燥气厌人，华而不美。而且，老坑石质一般缜密紧重;新坑则多松粗软嫩，稍加磕碰极易坏损。从古时开采至今的名砚老坑，无论是产量受限还是由于开采难度增加，石料资源枯竭逐渐成为制砚行业面临的难题。

　　比如甘肃洮砚，其与广东端砚、安徽歙砚、澄泥砚齐名，作为四大名砚之一，以发墨快而不损毫、储墨久而不干涸的特点饮誉海内外。据记者采访了解，洮砚最好的石料产自喇嘛崖一带，喇嘛崖方圆不到十公里，属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洮砚乡。洮砚乡的洮砚老坑，除了喇嘛崖老坑，还有溅墨点老坑、瓜皮黄老坑、霜甘老坑、水泉老坑，这也是洮砚行业内被公认的五大老坑。洮砚制砚传承人李江平介绍道，自从甘南州九甸峡水利枢纽和引洮供水工程建设以及修建水库之后，喇嘛崖老坑被淹掉了，这对于砚石的开采不利。另外，洮砚的水泉老坑也早就不能开采了，因为人工开采经常遇到塌方，已有人为开采水泉老坑的石料而丧命，所以，目前开采的是水泉湾周边的杂坑。正是由于喇嘛崖老坑没入水底无法开采而市面上存料又少，喇嘛崖老坑的石料行话称为“窝子石”，据李江平透露，之前他朋友的一块40公分的“窝子石”毛料成交价达35万元。

　　黑色龙尾石，有明确记载在宋代庆历年间就已经枯竭了。歙砚老坑的开采从唐代延续至今，也因自然资源不可再生，遇到瓶颈。

　　制砚师傅工作台上的工具 江凌/摄

　　人才青黄不接是制砚行业的通病

　　制砚传承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光是石料，也存在传承人断代与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一方砚台，从相材、制作到工艺，以及砚铭，处处体现制砚人的修养和功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制砚传承人刘克唐，传承“因材施艺、简朴大方”的鲁砚文化。谈到制砚传承时，他说，“当今传承有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主要从技艺方面传承。二是学院的传承，即老师教学生的传承方式。但是，‘师傅带徒弟’往往只停留在技艺层次;‘老师教学生’往往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有理论，缺乏实践，这是现在大学教育出现的问题。”

　　不仅仅是砚台，其他手工艺的传承也是如此。据了解，有些学校师资设置也有问题，即便开设了制砚的工艺美术课程，也并没有把中国砚的文化融进去。宣城市工艺美术大师、宣砚文化研究会理事张明说，传承性特别强的行业，人才青黄不接，是通病。正是由于专业性特别强，过程也比较枯燥，工艺制作过程中，人像苦行僧一样。“在制砚业，夏天还好一些，尤其在冬天，不带水的石头都是冰凉的，而且做胚的时候有噪音，年轻人留不住，年纪大的也留不住。”澄泥砚传承人蔺涛也同样提到年轻人传承断代的问题。

　　李江平，作为“80后”洮河砚传承人，出生于甘肃省洮砚乡的一个洮砚制作世家，其祖父李茂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洮砚制作技艺传承人。他分析道，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到制砚的行业中来，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制砚太苦太脏，尤其是发料时粉尘较大，年轻人从学校里毕业之后职业选择也很多，一般不会在制砚这个行业里发展。另外，对于砚台行业，学习两三年只能学皮毛，砚台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年轻人缺少持久的兴趣和耐心。

　　创新能否焕发制砚工艺新的活力

　　制砚看似是个体力活，其实涉及很多内容，包括设计。砚本身是一个传统的东西，怎么用当代的思维在形式上进行创新，在功能上继续保留传统?这两点要结合起来，不太容易。

　　刘克唐说，在制砚行业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反对市面上的匠人为了突出繁复的雕饰、缩减砚堂的空间比例，而降低砚台本身的实用价值。刘克唐说，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化的缺失，走上制砚的路全凭自己的兴趣和刻苦钻研。如今他对年轻人充满期望。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被传承砚文化的新生代的正能量所感动：刘克唐将自己的儿子刘刚送到法国学习设计，他说，“创新是颠覆性、革命性的。推陈出新，我们既要吸收古代传统的优良的精华，西方文化也不能一味否定，但是怎么将其融入中国文化，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我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一些理念。”而刘刚从法国留学学成归国后，也在积极为砚文化的传承以及工艺创新作出努力，这种由心而发、秉承家学、手与心相连的匠心精神正是制砚工艺的魅力所在。

　　由于澄泥砚是用泥土烧制，研磨后砚面的光滑度逊于石砚，却增加了澄泥砚的滑动摩擦系数，所以，澄泥砚比同等硬度的石砚发墨程度要好。绛州澄泥砚的生产曾出现了近三百年的断档，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版画艺术家蔺永茂携其子蔺涛将其恢复生产，它才重新在砚海中展露新姿。蔺氏父子在关键的烧制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同时也陷入了苦恼，蔺涛透露这30年间他不断在进行维权。他说，“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发展，创新需要知识产权和法律的保护。”

　　然而，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砚商为了找快钱，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欠缺包装。”广东肇庆端砚协会副会长、端砚制砚传承人黄伟洪告诉记者。这种短视当然不利于行业创新，如何焕发工艺新的活力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懂行，如何辨别

　　一方好的砚台

　　如何辨别一方砚台的好坏呢?黄伟洪说，“好的石材除了具备纯净、滋润、细腻的前提，还要有好的石品花纹。”一般来说，砚方以纯、净为贵，杂质越少越好。有砚上带“星”的，其实这是地质形成时带来的杂质，好坏与否，要看如何理解。比如以山东费县刘庄乡出产的金星石为材料磨制雕刻而成的金星砚，其石料由轻微泥岩构成，内含硫化铁结晶，形成了大者如核桃，小者如米粒，形状各异的金星，这种石料就因稀少而珍贵。

　　“好的砚，手感很好。”这是张明的经验之谈。但是针对不太懂行的人，如何辨别一方好的砚台，他的建议是： 先刮一下。如果刮过之后指甲缝里有东西，说明砚上打了一层蜡。打蜡是因为石头密度达不到，不够质密;第二，抹一下。如果抹上去油乎乎，是因为涂了一层油。涂油本身没有大毛病，但是涂油之后要马上擦洗掉。如果油被吃进去了，说明石头密度不够;第三，研墨的过程中，好的砚台能快速地把墨切割下来，下墨快，并且发墨也快。下墨、发墨可能区别不是太大，并且很难用肉眼观察到，没有很明显的界限，但是用的时间长了，便能体会到这种不同。除此，据有经验的制砚师傅介绍，一块籽料，在雕刻之前，托空敲一下听听声音，或者打点水过一下，也能看出有没有瑕疵。

　　另外，砚台对工艺的要求很高，看起来简单的两根线条，关于弧度、边线、宽窄怎么安排，想做出来，也不容易。如今很多的砚台制作，机器就与手工相结合。好一点的砚台，机器只用来开胚，后面每一道工序都要经过手工，打磨也要用手工。机器抛光的话，磨头的边缘肯定会有界线的痕迹，很难做出很润的手感。这也是鉴别砚台好坏的一方面，也是有些砚台为何价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