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赤子丹心护宝人

2018-04-18 17:28:37 来源: 点击:

隋 展子虔 游春图卷

张伯驹旧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单霁翔:倡其念 纪其行 感其怀】  

在春光明媚的四月,故宫博物院迎来了“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的开幕,我们倡其念,纪其行,感其怀,引导人文文化大德懿行。

众所周知,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紫禁城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建院93年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原有基础上得以不断充实,与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他们或无私捐赠文物,或提供信息和渠道,居中联络,玉成其事,这其中就包括了张伯驹先生及夫人潘素女士。

张伯驹先生自青年时代起,从军旅,投银钱,履历多途,终以文化传承为毕生奋斗的事业,数次与故宫偶遇缘契,参与文博文化事业。他一生所藏文物精华,也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先生《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上述二者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上为开篇述祖之作。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均为传世孤品;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这其中,包括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在内的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的;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先生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先生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曾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先生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先生居功至伟。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人文文化传承的载体,建院近百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收藏保管了180余万件(套)的精品文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支持,其中有3.34多万件来自于860多人次的个人捐赠。2005年故宫设立景仁榜,意在彰其大德,慰其公心,绳其祖武。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女士星耀河瀚,泽被文华。今天,我们纪念张伯驹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三种精神:

一是坚韧不移的家国情怀。张伯驹先生青少年时代经历晚清、民国乱世,曾经从军以靖家国,曾经历练银钱以拯国家,也曾以保藏文物以延文脉……虽变卖家产、抵押借贷,亦不改其志。

二是化私为公的崇高境界。张伯驹先生捐献的文物都是他个人筹措银钱,自掏腰包购来,历经抗战颠簸,历经文革查抄,留来不易。但是先生有强烈的化私为公之境界,公开宣言“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坦然将毕生钟爱捐给国家,造福于国家的文化事业。其境界感人至深!

三是引导后来者的榜样力量。据统计,张伯驹捐献文物的1950年代,正处于全国性的由毛泽东开启的文物捐献高潮期,故宫的文物捐献者有330余人次,接受了近2万件捐赠文物。张伯驹先生参与其间,是为一时的捐献大家、文化人士的榜样。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张伯驹先生有斯人、有斯学、有斯境、有斯德、有斯行,为国家民族保存了古物,延续了文脉。在今天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时代征途上,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高山景行,依旧为人称道!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让我们怀念行懿德广的张伯驹先生和潘素女士!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

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轴 张伯驹旧藏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张传綵:故人已随黄鹤去,唯有大爱永留存】

父亲母亲伉俪情深,相濡以沫至白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书画。父母精神上也是高度的统一,相互信任扶持,在大义面前视金钱如粪土。将不惜千金乃至生命换来并历尽曲折艰辛保存下的国宝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岁月悠悠,思绪绵绵,而今我已是耄耋之年,每每思及父母,心中百感交集,实非一篇短文所能道其万一也。

相濡以沫好丹青

我的父亲张伯驹,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人生阅历丰富,不管怎样的境遇,怎样的坎坷,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挚爱情怀贯穿始终。最难忘的是父亲在世时,常常教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这以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他的言传身教让我明白了他为人做事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我深受教益。

我的母亲潘素,字慧素,江苏苏州人。是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生于1915年,聪颖、漂亮。童年时在名师指导下学习音乐绘画、诗词歌赋,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她酷爱绘画,也非常用功,临摹过大量书画真迹,潜心研究隋唐两宋工笔重彩山水画,与父亲张伯驹游历名山大川,不断进行实地写生。她的绘画继承了细密严谨、金碧绯映的一派,并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成为我国著名的山水画家。

父亲母亲伉俪情深,相濡以沫至白头。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书画,在父母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他们以率真的心性与雅兴合作创作了多幅字画,如《五清图》《北宋乔仲赤壁后游》等,及有画有题记的多幅佳作,如《海思图》《墨竹》等,不一而足。诚如科学家李政道在《艺术和科学》一文中所言:“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艺术,例如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起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的已经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唤起越强烈,反响越普遍,艺术就越优秀。”从他们的画作中可以得到这种享受,他们也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尊敬。他们的作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表达出对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情愫和精湛的超世俗的技艺。因我早年并没有跟父亲学习书画,而是学习古筝后又在学校教书直至中年,随着年龄渐长常看母亲画画也觉心痒,但想这么大年纪才开始学画画,觉得非常难。母亲说你就学画梅花吧,你父亲一辈子爱梅、画梅、咏梅,梅花是非常有风骨的,傲雪绽放,不畏严霜,正如我们做人,要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在母亲的悉心教授下,我的进步很快,从此我深爱梅花并专攻写梅,我想以此来纪念双亲毕生对传统文化及绘画的推崇。

忍痛售宅护国宝

父母精神上也是高度的统一,比如父亲看到好的书画精品,千方百计地买下来,钱不够借钱也要买,实在不行就和母亲软磨卖掉首饰来凑钱,其实母亲每次都主动变卖细软支持他的收藏。比如他购买《游春图》时,当时文物商人马霁川用极低的价格收回流散在东北的《游春图》,知道张伯驹要购买竟开口要价八百两黄金,这显然是在讹诈,纵使父亲称得上家财万贯,但购买名作太多,手中没有这个数额的黄金,又不能坐视奸商将国宝盗卖到国外。想到这里,父亲将此情况马上报告给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马叔平(马衡),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但时隔几日,函告: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无奈,父亲来到琉璃厂,走进荣宝斋、一得阁、庆云堂……每到一处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他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他再转手洋人亦很困难,于是同意降价让与我父亲——最后愿意二百二十两黄金出售。然而二百二十两黄金也不是小数目,父亲想到变卖自己的房子(原清朝李莲英的旧墅)来购买作品,谁料马霁川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再追加二十两,不然《游春图》将要另寻新主。万般无奈,父亲让母亲把她的首饰卖了,终于保住了《游春图》。父亲母亲就是这样的互相信任扶持,在大义面前视金钱如粪土。但最终将不惜千金乃至生命换来并历尽曲折艰辛保存下的国宝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获得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的褒奖状。他们觉得这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殊荣而自豪。

父母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更是忠诚守护者。今天,他们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怀念、敬重,他们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博大胸怀和伟大爱国主义人文精神被后人发扬传承。他们天堂有知,得以欣慰,无憾矣。

(张传綵,张伯驹、潘素夫妇唯一爱女)

【楼宇栋:尘劫难移爱国志】

已往人们每每爱用“九岁能诗,人称神童”“与清季镇国将军溥侗、袁世凯次子袁寒云、张学良交往甚厚,并称四大公子”等辞来赞誉我岳父,其实他的一生何尽于此。倒是国画大师刘海粟先生在忆及我岳父一生成就时有过一段肺腑之言:“丛碧词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在我与岳父同生共活的30余年中,完全领悟到海老所言之中肯。

岳父一生的艺术之路,坎坷不平,尘劫伴随他始终。尽管如此,可他从来未懊丧,也从未回头。记得1979年夏,岳父偶患腹疾,在病榻上和我聊及张勋复辟事和他一生鉴藏书画事时告诫我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当时我并不真正明了其用意所在,所指为何。只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渐闻我岳父一生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为了保存书画瑰宝的件件辛酸事,才逐渐明白当时岳父所谓“爱国是大事”的真正用意。

从1927年起,岳父开始收藏名画墨迹,至1957年止,前后整整的30年,与名收藏家并列,且以知识丰富、独具慧眼闻名中外,但内中一些辛酸磨难细事,鲜为外界全知。

宁死魔窟 不卖所藏

1941年,汪精卫手下师长丁雪山在上海驻扎,经常绑票大发横财。有一天,我岳父刚步出巷口,蓦地被一帮强人持枪绑去,索价三百万(伪币),不然“撕票”。这可哭坏了我岳母潘素,到处哀告,一时哪里能筹集到这笔巨款?不久,土匪派人通知我岳母,说岳父连日绝食,已昏迷不醒,但求一见。得见时,岳父已憔悴不堪,岳母不免唏嘘。可我岳父将生命置之度外,悄悄关照岳母: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

岳父对国宝之爱早已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土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赎身价降到了40万。经过岳母多方奔波借贷,总算赎出了岳父。怪的是当我岳父的堂叔慕契先生去大中华旅馆交钱给土匪代表时,警察局和租界的特务正在陪着他们打牌。这是什么世界!

三求《平复帖》

西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留存至今时代最早的古人墨迹。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岳父在上海闻溥心畬所藏韩幹《照夜白图》卷被沪商叶某买去。时宋哲元主政北京,岳父深恐该图卷被转手出境,急函宋氏,请止出境,但为时晚矣,已被叶某转售英国。《平复帖》真迹,岳父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见过,担心重蹈《照夜白图》覆辙,立倩阅古斋韩君(即韩博文,编者注)往商于溥心畬,勿再使流出国外,并请让。但溥开口要价20万元,事未成。1937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岳父又挽张大千先生致意溥氏,愿以六万元求让,心畬先生不肯,事又未成。至夏,卢沟桥事变起,岳父由沪抵京。腊月二十七日岳父从天津回京,火车上遇溥沅叔先生,得知心畬先生遭母丧,正在筹款事,遂请溥先生代为说合,以四万元之价得《平复帖》。为此,岳父欣喜若狂。庆幸此宝未被商贾转手流出国外。1941年秋,岳父携全家入秦。一路中,将国宝《平复帖》缝入衣被,虽经乱离跋涉,未尝去身,可见用心之苦。

赤子丹心照汗青

1956年,我岳父出于赤城的爱国心,与岳母共商,从30年蓄藏的书画名迹中挑出八件精品无偿捐赠给国家,以偿夙愿,收到文化部长沈雁冰的褒奖状,内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部长沈雁冰。一九五六年七月”。我岳父认为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谁知1957年却换来了一顶“铁冠”。1977年,岳父在大连棒槌岛疗养,与刘海粟先生结邻而居,闲谈间海老问及岳父:“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什么感想?”岳父苦笑一阵,说出了肺腑之言:“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时间,一拖就是四年。1961年,去吉林离京前,陈公派车接我到中南海,问到生活、写作、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十分细致。然后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我说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总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陈公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我们珍重道别,心里暖烘烘的。”一席话,听得海老默然。火辣辣的一颗爱国心隐于话间。陈总逝世后,岳父挥泪写了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挽联充分表达了岳父对陈总的无限哀思,也吐露了对陈总为国为民的无限倾慕。两颗爱国心,紧紧相扣。

小小短文,不可能道出岳父“艺苑真学人”的全部,只能约略写出他热爱祖国文物,保护祖国文物的一二事。

(楼宇栋,学者,张伯驹先生女婿。本文转载自故宫博物院编《捐献大家张伯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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