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

2018-01-12 16:28:24 来源:网络 点击:
        清代隶书“直接汉人”(杨守敬句),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清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

清代早期的隶书名家有:

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

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 (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

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澂(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

        造成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社会状况来看,清代政冶极不清明。清初读书人为避“文字狱”,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据领域。当然,由于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为金石考据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人治学态度严谨,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理念。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代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有清一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

        从对姐妹艺术的吸取方面来看,将篆刻的若干长处有机地移到隶书的实践中,从而使书法具有“金石味”,以丰富隶书的表现力,这一点邓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锡曾所著《绩语堂论印汇录》中指出的:“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

        隶书大家邓石如擅篆刻;同样,隶书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陈曼生、何绍基、吴苦铁等清代隶书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篆刻拓展了清隶的艺术魅力。

        从宽泛吸收其他书体优点来看,清隶的营养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隶书家远绍汉隶,对汉碑碑额及碑阴的研习颇见功力。书法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约简性。

        汉隶碑额或碑阴亦具这些属性。这些碑额或碑阴给清代隶书家的启迪是明显的。除了这些碑额或碑阴以外,清代隶书家对魏晋南北朝碑如《范式》、《李仲璇》等也认真临写,当然对诏版、砖文、镜铭也注意取法。正是这样,使清隶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体现出清代隶书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发展理念。

        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博诵经史、蕴蓄闳深的大学人、大词人朱彝尊以欧法入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桐荫论画》句)。此外,金吉金以吴碑入隶,伊墨卿以鲁公楷法人隶……都使隶书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取向。

        这种以正、草、篆籀入隶,动、静相整合的隶书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清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张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构成了隶书发展史上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

        从清隶书家所用的工具观之,亦有长于前辈书家之处。中国文房四宝史告诉我们:宋代以前,总的来说用硬毫笔者占大多数;明代开始,用软毫的才逐渐多起来;具体地说,明以后至清代,羊毫被广泛使用。

        《频罗庵书画跋》云:“笔要软,软而遒;笔头要长,长则灵。”长锋羊毫有如下特点:一、便于储墨并且储墨量大;二、八面出锋的旋转余地大,适于隶书特色之笔——“燕尾”笔法的运作。读邓石如隶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

        从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角度看,清隶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特色,用石涛的话说,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

        如张文鱼的飞白体隶书,赵之谦的魏碑体隶书,均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充分表现了他们良好的修养、上乘的品格、阔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句)

        从墨色上看,清隶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从何来?活从善于用水来。何绍基、赵之谦、吴苦铁等皆为用墨高手,其涨而不烂、润枯相间的施水带墨法,使墨色在隶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艺术魅力。

        书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书法形象的情感酿造,却是“意”。清代隶书高手在“水”这个材料上用尽了心思,充分发掘了墨色的艺术表现力,故清隶在用“水”上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点和实践操作点。

        清代碑学的先导是清隶的强劲发展。清初帖学垄断,书风单一。由于历史性的文化积习的压力,使书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最为明显的是,帖的巧美导致了“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侵蚀,从而形成了颓弱的格调低下的局面。

        清初和这—局面分庭抗礼的关键书体,就是隶书。清隶不仅为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开了头,而且清隶始终伴随着有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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