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米、黄、范、张四家之书学观

【编者按】米、黄、范、张四位是指米芾、黄庭坚、范成大、张孝祥，四位是跨越南、北两宋时期享誉书坛的大家，米芾、黄庭坚生活于北宋，范成大、张孝祥活动于南宋，他们的书法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宋、南宋书法的审美取向，而同时，四位大家又在桂林留下了丰富的碑刻印迹，是宋文化不和缺失的一部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要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都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格概貌。这是艺术品质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对米芾、黄庭坚、张孝祥、范成大四位书家书迹的探讨，不能脱离时代和地域两大背景环境，与此同时，任何一位书法家具体的创作都不是单独孤立的，它与书家创作时候的心理状态，创作前后的书学理念都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之中，在此笔者简略归纳、阐释这四位书家的书学观点，以期更好理解这四位书家的书法艺术。
 
        一、米芾之“尚趣”说
       米芾在其书学著述《海岳名言》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学书须得趣......乃入妙”这里的“戏”和“趣”充分体现了米芾作为文人游玩于书艺的精神状态，他认为书艺不应该受到传统法度的束缚，因此对唐人板滞刻意的书写状态毫不留情，他说：“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作用太过、无平淡天成之趣”米芾如此偏激的观点主要是针对唐代楷书，他认为书法应该表现自然、平淡、天真的意趣，在书写中流露个性真情，并对字形大小排布得出自己的创作理解：“吾字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字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即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米芾认为，只有在这样自然率意的书写中，书法艺术珍贵的古意真趣才能得以展现。  
         二、黄庭坚之“尚韵”说         黄庭坚提出：“凡书画当观韵。”“尚韵”是北宋“尚意”独特的解读和组成，这里的“韵”是畅快淋漓，率然自我之“意”表达之后的余绪。刘熙载《艺概 书概》言：“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俗气”既是陈旧的法度，又指个人书写的弊病，是书法自由表达和创新的桎梏，黄庭坚提倡“韵”，自然对工、俗和雕琢造作深恶痛绝，他批评“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夫态也。”，黄庭坚对笔法尤其讲究，他认为“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并在笔法实践中努力表达使转，形成独特创新的行笔方式。观看黄庭坚的书法作品，我们明显感受到畅快淋漓，意气风发，意味深长的韵律感，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赞美：“黄山谷清 雅脱，古澹绝伦，超卓之中，寄托深远，是名贵气象。”

        三、张孝祥之“重人”说         张孝祥在《跋山谷帖》中言：“字学至唐最盛，虽经生可观，其传者以人不以书也。褚、薛、欧、虞，皆唐之名臣，鲁公之忠义，诚悬之笔谏，虽不能书，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师表一人，唾之余，闻者兴起，况其书又入神品，宜其传宝百世。恭敬闻徽宗皇帝评公之书，谓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斜高下，无不如意。”。由此可见，张孝祥对于书法更多强调“书以人传”而不是“人以书传”。  
        四、范成大之“重神”说        宋代帖学盛行，翻刻成风，这一方面为文人习书提供了便利，另外许多人在范本的选取上以二王书居半的《淳化阁帖》为宗，这本帖由翰林侍书王著负责编写，由于他自身学识不足，拣选不精致且多有赝品。更严重的是此后《绛帖》、《潭帖》都是根据《淳化阁》帖翻出，这造成了南宋书道一时不兴的困顿局面，范成大对此深感焦虑，他说 ： “学书须是收昔人真迹佳妙者，可以详视其先后笔势、轻重往复之法，若只看碑本，则惟得字划，全不见其笔法神气，终难精进。”，在此建议学书者尽量搜集真迹佳妙，才能从神采上正确理解书迹，他还说：“学时不在旋看字本，逐画临访，但贵行住坐卧常谛玩，经目注心之久，自然有悟入处，信意运笔，不觉得其精微，斯为善学。”即真正有效的学习并非对原帖从一点一划上刻意临摹，而是随时把玩，从神采上接受吸收原帖，强调了学书关键是得其神彩这一重要的书学思想。         从对米芾、黄庭坚、张孝祥、范成大遗桂石刻的书法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四位书家都受到前代颜真卿书风的影响，但同样学习于一家，却呈现出皆然不同的书风面貌，除去个人性格因素外，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北宋建立初期，统治者崇文抑武政策使得文人士大夫自我意识增强，反映在艺术创作中便是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和自我的表达，唐朝“尚法”之法度已经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跳出“法”的圈子另辟蹊径是书法发展迫切的需要，米芾、黄庭坚捕捉到颜字行书不计工拙、纵情恣肆的书写方式，启发了他们”尚意“的表达。此时社会兴盛的禅宗教义“明心见性”将个人精神和自由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书法的创造表达不可避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直指本心”与书法艺术中率意天成的“尚意”相契合，于是无拘无束自然书写的时风蔓延开来，追求心性的畅达成为书家的共同表达，“尚意”这种创新的书风局面逐渐形成。
        南宋时期理学高度发展，它成为统治阶级精神统治的工具，它不可避免的渗透到文学艺术中，理学中的“人格理想”过分“德性化”德思想束缚了书法艺术自由的表达和创新，张孝祥、范成大两人前期对颜真卿的追随，更多源自儒家思想笼罩下对传统文人人格和行为处事的景仰和推崇，尤其是其英勇忠烈的爱国主义形象，他们借助颜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向往追求，书法艺术失去了原本自由表达的属性，在对人格精神过分看重的氛围之下，南宋的书家自然忽略掉颜真卿法度以外求新求变的创作理念，在书写时拘泥于法度的桎梏，南宋书法因此没有继续延续北宋书法另辟蹊径的创新格局，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