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一盏灯，灭了才发现原来有多亮

2017-12-06 16:51:19 来源：网络点击：

文化与人格的一座峻峰

近 40 年前，黄永玉在餐厅吃饭时曾遇到一位老者——

他点了一碗汤，两块面包，一碟酱，两块黄油。喝过汤，他将面包涂上黄油和果酱，用方帕包好，装入口袋拿回去和妻子共食。当时妻子病重，不能外出吃饭，两人过的很是凄苦，但是清贫之中却不失贵族之气。

这位老者是“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 1898 - 1982 ）。

他一生跌宕起伏，收藏巨富，曾因担心一件国宝级书法流入海外拒绝交易而被绑架，也曾因一幅极具历史价值的画而卖掉自己的宅院；建国后，由于他的捐赠，故宫博物院的顶尖藏品几乎多出一倍...但所有这些，却未曾换来一个安详的晚年。

对于张伯驹的为人、气度以及对国家的贡献，章诒和曾说：“伯老好像一盏灯，灭了才发现原来有多亮。”

少年张伯驹

用现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前半生的张伯驹算是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父亲张镇芳是清末进士，历任湖南提法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他还是袁世凯的兄嫂之弟。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张镇芳开办了中国最早的，也是四大银行之一的官商合办银行——盐业银行。

张镇芳名下并无子嗣（早夭），在与弟弟张锦芳商量后，幼年的张伯驹过继给了兄长。少年时期的张伯驹随父奔走、“居无定所”——6 岁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天津最早的外国教会开办的新学书院读书；1912 年，他去往河南开封，入河南陆军小学；两年后迁居北京，并长居于此。

20 岁那年，张伯驹从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进入军界，但因他看不惯上层人物那种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对老百姓又蛮横欺诈的丑陋嘴脸，于是决心离开军队。

在家人的主张下，张伯驹被安排在盐业银行任常务董事，但他却厌恶商人的斤斤计较与算计，对于经商毫无兴趣。那时，清代的大量书画珍品由于抵押在银行，所以研究古典文化艺术、鉴赏名画墨宝变成了他的最大乐趣。

青年时期的这些经历，造就了父母眼中的“败家子”，但更是成就了一位超然立世的名士。

青年张伯驹

虽被位列“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中，但张伯驹却没有其他三位公子身上的恶习。而立之年才找到人生方向并不算晚，他开始一心钻研艺术学问，修炼道德文章，终得正果，清誉崇高。他曾说：

我 30 岁开始学书法，

30 岁开始学诗词，

30 岁开始收藏名家书画，

31 岁开始学京剧。

也是在这一年（ 1927 年），张伯驹确立了自己的名号——丛碧。在一次去盐业银行的路上，他被吸引进了琉璃厂的古玩字画店，一件康熙御笔的书法作品“丛碧山房”似乎是特意为其准备。没有丝毫犹豫，张伯驹用 1000 块大洋将这件作品收入囊中后，出于对它的喜爱，他将弓弦胡同的自家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后来甚至把自己的号也改为了“丛碧”。

由于出手大方，张伯驹在京沪的古玩界名声很大。他女儿曾回忆：“我父亲看准的古董从不还价，只说你什么时候来取钱就可以了。”

青年张伯驹

1935 年，上海的天香阁，有一个艳名高帜、红中透紫的女子，名叫潘素。

她 1915 年出生在苏州，原本是清朝名臣、“苏州三杰”之一潘世恩的后代，但潘素的父亲却是个纨绔子弟，渐将家产挥霍一空。母亲亦是出身名门，儿时就为她聘请名师学习音律和绘画，但母亲病逝后，年仅 13 岁的潘素竟被继母卖到了上海的妓院，沦落风尘。

同样在 1935 年，张伯驹照例来上海的盐业银行查账，因他无意商业而醉心诗词书画，每次查帐也只是走走过场。不过这次，他遇见了潘素，并且一眼终身，这一年，张伯驹 37 岁，潘素 20 岁。

张伯驹惊叹潘素为天女下凡，并为其题诗一首：

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

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张伯驹本有三房妻妾，15 岁便遵从家族安排娶妻成亲，由于原配李氏不能生养，就又奉命娶了两房夫人。

两年后，张伯驹与潘素正式结婚，此后他陆续遣散安置另外三位女子，只与潘素琴瑟和鸣。

相比其他三公子的感情泛滥，张伯驹更是情由心生，所以后人对“民国四公子”有这样的定论：选老公选张伯驹，找情人找袁克文，觅知己选张学良，做朋友溥侗当仁不让。

年轻时的潘素

在清末民国的乱世时代，无数国宝级书画散出宫廷、流失国外，张伯驹痛心不已，他不惜散尽家财将国宝留在国内，爱惜书画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36 年，国宝级名画《照夜白图》被溥儒以一万大洋卖到日本人手里。照夜白是唐玄宗的御马，《照夜白图》为唐代名家韩幹所画，南唐后主李煜和宋代米芾等人都曾在画上题字，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历史价值极高。

张伯驹急忙联系当时主政的宋哲元阻止其出境，但为时已晚，看着国宝遗落他乡，他悔恨不已。

《照夜白图》唐韩幹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从朋友处得知，溥儒即将出售的作品中，还有距今 1700 多年西晋陆机的《平复贴》。这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信件，内容不多，但它体现出书法由隶书变草书、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过程，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张伯驹志在将《平复帖》留在中国，因此托人向溥儒表示愿收购此帖，溥儒开口要 20 万大洋，可知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于普通公务员 300 年的收入。之后，张伯驹又邀张大千向溥儒说情，是否可以以 6 万大洋购入，仍未果。

1938 年，溥儒因家人去世办丧事急需用款，趁此时机，张伯驹以 4 万大洋将《平复帖》留在了国内。日本人在得知《平复帖》已易手后，派人前往张伯驹住所商谈，愿以 20 万大洋求购，但张伯驹毫不犹豫，断然拒绝说：“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事情至此，并未结束。三年后，一条新闻轰动上海：张伯驹在去银行上班的路上，被三名持枪的黑衣人挟持，遭绑架！

随后，妻子潘素接到索要 300 万元赎金的电话。经查，这起绑架案的背后主使是日本军方，但介于张伯驹的身份，又迫于国内政府高层的压力，日本方面将张伯驹转交给了别的绑匪，关在上海郊区。绑匪并没有难为他，并允许潘素前来探望。

张伯驹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说：“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那是我的命，如果卖掉换钱来赎我，我绝不出去。”

8 个月后，潘素卖掉了一些首饰后，用筹到的 40 万将张伯驹接回了家。没有迟疑，夫妇二人立刻回了北平。

《平复帖》西晋陆机故宫博物院藏

几年后，在北平，另一件即将流入国外的国宝级名作，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卖家的售价是 20000 美金。张伯驹心急如焚，急匆匆的向故宫博物院建议买入，一定要将它留在国内，并表示如资金不够，自己愿意拿出部分代为周转，但无奈故宫并无经费。

张伯驹故意将此事公之于众后，《游春图》一事被闹得满城风雨，卖家不敢轻易卖到国外，最后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永存国宝于吾土”的爱国心，竟张口提出 220 两黄金的卖价。

在这十几年里，张伯驹因屡次购买书画珍品，大部分资财已耗尽。无奈之下，他将占地 15 亩的李莲英旧宅卖掉，筹得黄金了 220 两黄金，交易时卖家又借口黄金成色不佳，加价 20 两，为了支持张伯驹，潘素再次卖掉自己的首饰，凑足 20 两黄金，终于换得了《游春图》。

除了这三件作品，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卷》、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范仲淹的《道服赞》和钱选的《山居图卷》等在艺术史上地位显赫的名品都是张伯驹的收藏。

但他又不是私自藏入阁中独自观赏的收藏家，张伯驹更多的是一份爱国之心和一种博大，如他所说：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游春图》隋展子虔故宫博物院藏

解放前，张伯驹不仅拒绝了国民党前往台湾的邀请，更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和曾经的军队渊源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伟大事迹。

1949 年以后，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张伯驹以董事身份参与财产评估后，以个人无股票不能再任董事为由，退出了公私合营银行。

1956 年，张伯驹全家搬到后海南边的一个小院落，这是他仅有的一点房产。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张伯驹夫妇陆续将收藏 30 年之久的，包括《游春图》在内的 21 件国宝级书画名迹捐献国家文物局。如今，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藏品，仍是故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讽刺的是，距捐赠仅过去一年，张伯驹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屡遭抄家、禁闭、批斗等羞辱。后来在陈毅的干预下，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几年后，他将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 30 多件藏品捐献给了吉林省博物馆。

已经年迈的张伯驹并未躲过“十年浩劫”。1969 年，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由，71 岁的张伯驹被退职并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舒兰地区又因张伯驹夫妇年老不能劳作而拒不接收。二人只能回到北京，但此时的张伯驹夫妇没有工作，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只能依靠朋友救济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