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不苟,四宁四勿——傅山

2017-08-18 12:15:58 来源: 点击:

 

文/孟云飞

             突然想起几句流行歌曲: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我相信自由自在,我相信希望,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四百年前的傅山又何尝不是呢?他坚持自我,努力进取,一伸手就触摸到了书法的天堂。

一、青主风骨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如朱衣道人、石道人、侨黄、侨松等,著名书法家。

          傅山的先世居住大同,后迁徙至忻州,至其曾祖傅朝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傅山世出官宦书香门第。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埋头学问。

           傅山少年时代,即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他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就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读书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教诲,是袁氏较为欣赏的弟子之一。袁继咸,是明末海内皆知的正直忠臣,任山西提学时,他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重视选拔人才。他于文章、气节方面的教育,对傅山影响很深。袁继咸在朝为兵部侍郎,他做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谏,因此得罪权贵,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编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于京师狱中。傅山为其师鸣不平,与薛宗周等人联络生员百余名,步行赴京,联名上疏,为袁继咸诉冤。他带领众生员在京城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艰难斗争,袁继咸的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此次斗争的胜利,震动了全国,傅山也因此得到了崇高的赞扬,名扬京师以至全国。

           袁继咸案件结束后,傅山返回了太原。从此,他无意官场仕途,于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静心博览群书,除经、史、子、集外,甚至佛经、道经亦精心研读,视野大开。崇祯十六年(1643),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不久,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军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之后,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朝灭亡。傅山闻讯写下了“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土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自己身着红色道袍,自谓“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顾名思义,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廷投降。傅山出家并非本心,而是借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掩护和寄托。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起彼伏,傅山渴望南明王朝逐渐强大起来,早日北上驱逐清廷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密切联系,积蓄力量,密谋策划,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不料,机密泄露,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傅山被捕后,被关押进太原府监狱。关押期间,傅山始终否认他与宋谦有政治上的关系,即使是严刑拷打,他也只说宋谦曾经求他医病,遭到拒绝而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得不到傅山的口供,无奈,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仍然不改。大概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他曾南下江淮了解反清形势。当确实感觉到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寓意明朝灭亡之后,自己无国无家,无奈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此时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参加南明政权的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到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从此过往密切。他们商量组织票号,作为反清复明的经济机构。之后,傅山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频繁交往。其间,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面,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条件甚是艰苦,特意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清朝初年,清廷为了笼络民心,消除亡明遗老的反清意识,于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品学兼优之人。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然而,傅山却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到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和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康熙皇帝面对傅山此举并没有恼怒,反而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傅山由京返回后,地方官员闻讯前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之。对此,傅山不以为然,泰然处之。阳曲知县奉命在他家门前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却凛然拒绝,表现出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二、傅山学养

            傅山的学问,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他赞扬李贽的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后,傅山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朝之后研治诸子百家的“开山鼻祖”。傅山的诗赋,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主张诗文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作宏丰,留存于世的仅有《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活学善用。他的知识领域宽广,在清初诸学者中,堪称一流。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其书师法颜真卿,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学思想。他的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被列入逸品。《画征录》云:“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无论字画,均渗透着自己孤高的品格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获得后世的高度赞赏。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位知识分子,其一生中处处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崇高称谓。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的傅山异常悲痛,不久便撒手人寰,享年77岁。

三、书法成就

            傅山曾学过赵孟頫,明亡以后专攻颜真卿,之后直取魏晋,逆流而上,直入渊薮。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记载:“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傅山的小楷《千文》直追钟王,他认为:“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处,终是俗格。”傅山喜爱用篆隶笔法作书,宗法颜体而掺以钟王意趣,并受王铎书风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面貌。晚期,他对赵字贬斥相当厉害:“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而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他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这些论述针对当时“奴书”盛行的清初书坛,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力倡正拙,贬巧媚,以自然天真为尚。 笔法上,傅山认为:“作小楷须用大力,柱笔著纸,如以千斤铁枝柱地。若谓小字无须重力,可以飘忽点缀而就,便于此技说梦。写《黄庭》数千,了用圆锋笔,竭诚运腕,肩臂共筋骨之输,久久从右天柱涌起,然后可语奇正之变。”观傅山的书法作品,并不都是“连绵”草书,其中,有高古端庄的篆隶;有含蓄的小楷;有大气凛然的行楷。傅山作品的最大特点的还是有着生命涌动的“连绵体”,其“连绵”之作集博学为一体,学众家之优长,以其撼人的气势,打造了书法的奇特世界,成就了傅山书法的历史地位。

            傅山以他连绵不绝的书法以及“四宁四勿”的主张,卓然独立于书坛,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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