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我与国画︱“不动就没有画”

2017-07-24 11:03:49 来源:网络 点击:

 

 

          刚刚为广州美院校庆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叫做《教学相长辟新途》,回顾了过去十七年在中国画教学上的一些问题。有同志看了,鼓励我再写一篇有关我的国画创作的文章。198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为我举办了一个个人的回顾画展,展出包括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半个世纪以来的作品。我也打算藉此总结一下过去,更想通过回顾画展听到各种有益的意见。正好《文艺研究》编辑部又来人约我写一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我便趁热打铁地继《教学相长辟新途》之后,接着写了这些,题目叫做《我与国画》。

          我从事中国画创作,道路比较迂回曲折,经历也是坎坷不平的。其间有经验也有教训,还有些方面,尚待继续实践来检验它的成败。但不管如何,我都尽可能把它们记下来。

          我从童年开始就喜爱涂鸦。虽然我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生活很苦,但我不懂得什么是苦。我热爱周围的景物,山水林泉,瓜菜花果,猪牛猫狗;我喜好捉虫捕鸟,捞鱼摸虾,喂鸡赶鸭和放纸鹞;我喜欢边玩边画,拾起碎瓦片,捡来木炭柴就在晒谷场的地上画起来。我读小学时,曾经花过许多时间全部画了中国的分省地图。有一次借来了一本《芥子园画谱》,我瞒着父亲偷偷地将它全部临摹了下来。

1932年,关山月(右)和父亲关籍农、长兄关泽霖合影

          我父亲是一位小学教师,他会画几笔梅兰菊竹,但不准我学画画,责备我画画荒废了读书的时光,将来没有出息,所以我只好偷偷地画我喜欢的东西,有时也的确耽误了诗书课业,只顾忘餐废寝偷偷画。这时,我私下却得到极大的满足。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中学念书,在学校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开始用我的画笔宣传抗战。我曾在一幅很大的竹布上画了一张《来一个杀一个》的漫画挂在家乡阳江县城的大街上。1938年我在广州随高剑父先生学画,因广州受日机空袭威胁便跟高老师到四会去画画。广州陷入铁蹄,我们也分散了。我背着一袋炒米过了两个月的流浪生活,终于逃难到了澳门又找到了高老师,此后跟着他在澳门一间寺院里住了两年。

30年代,关山月看高剑父老师作画

          这两年中我画了数十幅有关抗战题材的中国画,其中有《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四联屏)、《艇娃》等画,曾于1939年参加莫斯科的中国画展览;另外还有《游击队之家》、《中山难民》、《从城市撤退》(长卷)和《拾薪》等。1939年底我先后在澳门、香港、广州湾举行过抗战画展。1940年初我离开澳门经香港沙鱼涌偷渡日敌封锁线辗转回到韶关,又先后去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举行了抗战画展。当时,我这样画,到处展,完全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自愧不能拿枪上阵,就只好以画笔作武器,参加到抗敌救国的行列中来。

          本来,我离开澳门是下了决心回来参加抗战的,当时的具体想法是希望跟随抗战部队到前线去写生,继续画我的抗战画。而到了韶关一看,蒋介石消极抗日,火药味淡薄之极,我这个愿望也落空了。但千里之行既已始于足下,就立志行万里路。我第一站到了桂林,就给桂林山水吸引住了,我就画了一个十多米长的《漓江百里图》手卷。后来又到了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先后画了《峨眉烟雪》、《黄桷树瀑布》、《岷江之秋》、《嘉陵江码头》、《老石匠》、《今日之教授》、《都江堰》、《自贡盐井》等画。当时,有位诗友为我写过这样一首诗:“客棹经春未拟还,似闻橐画向韶关。独开抗战真能事,暮雨何时写蜀山。”事实上,我真的仅能力行最后一句了。

1939年 百合花

          接着,我又去西北,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入祁连山而探胜到敦煌。像我这样一个南方人,从来未见过塞外风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骆驼队与马群啦,一望无际的草原,平沙无垠的荒漠,都使我觉得如入仙境。这些景物,古画看不见,时人画得很少,我是非把这些丰富多彩的素材如饥似渴地搜集,分秒必争地整理——把草图构思,为创作准备不可的。

          这是使我一生受用不尽的绘画艺术财富,也是使我进一步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泉源的宝贵实践,用我当时的话来总结就是:动是画因,不动就没有画。此行最后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千佛洞,它便是名不虚传的艺术宝库。这座多彩多姿的佛教艺术之宫,显示出我们祖国历史文化之悠久,绘事成就之惊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智慧、毅力和创造精神,看了不由我不惊叹,也不由我不夜以继日地描摹。此行,我创作了《冰河饮马》、《蒙民迁徒图》、《黄河冰桥》、《塞外驼铃》、《祁连放牧》等画,并临摹了七十余幅敦煌壁画。这时,我更深刻体会到“行万里路”的重大意义。

20世纪30年代 翠鸟

          当时,交通十分困难,有时边走边饿饭,在千辛万苦的跋涉中免不了会遇着各种各样的险情,但我热爱我的旅途生活,在漫长艰苦的历程中,意在“搜尽奇峰打草稿”,把祖国的锦绣河山都收入我的眼底,装进我的胸中,描绘在我的笔下。我有一联诗句曾经这般纪行和抒怀:“尺图每自胸中出,万里都经脚底行。”

          记得当初(1940年)我决定离澳门入内地而辞别高剑父老师的时候,他老人家很不高兴;他不愿我“出山”,担心我吃不了苦,恐怕我为追名逐利而改了行,念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两句古诗给我作临别赠言。我此后也一直以此自戒,所以,我把画室命名为“鉴泉居”。

          在战乱的年月里,要行万里路,要到人生路不熟悉的大后方,这种毫无把握的“出山”,对我确是极大的考验。那些年月我怎样跑了七八个省?怎样一步步踏向自己退而思其次的目标——“行脚有心师造化,手头无处不江山”?当日靠的只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以画养画;也就是有十块钱就走十块钱的路,有多点路费就走远一点路程,全程都是“以画养画”。但这样在当时绝不容易。要养画就要卖画;要卖画就要展览;要开展览会就要花本钱,作品要装裱,会场要租金,还要招待协助展览的有关人员吃饭。如果画卖不掉,就要贴老本。

1941年 峨眉烟雪

          有一次在成都,画展还未结束,就逼我交会场的租金。当时有钱买画的是些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地主、资本家,或发了国难财的暴发户。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艺术,只因有了钱,就要炫耀自己也有文化,才附庸风雅一番买幅画挂在厅堂里装装门面。但当时能卖钱的画并不多,抗战画我不卖他们也不买,画名山大川,劳苦大众,少数民族的作品,因花费了心血,倾注了感情,纵使有人要买,由于我把它们看作亲生儿女,怎么也不愿出卖。在我近年来举办的回顾展中,有不少就是这些作品,它们都是旧日我的展场上的“非卖品“,才留得到今天。

          记得1944年我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时,一位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长看中了我那批敦煌壁画临品,他通过国民党中央社的关系表示要买下,并声明不管要价多少都愿意付出,但我坚决回绝了:“这些是非卖品,出多少美金也不能卖。”这批画至今幸而保存下来。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就试画一幅玫瑰花展览出去,藉以适应那些买主的口胃。没想到这画一挂出来,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几天内预订重画这张画的竟达二十多起。这样,一下子虽然马上解救了我当时的窘境,但是我却为此吃尽不是滋味的苦头——画展一结束,在一段时间内我就得像印刷机一样天天临摹自己的玫瑰花,这分明不是我乐意干的,我倒胃了:何必为几个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呢?当时我曾发过誓,今后再也不画玫瑰。

1947年,在广州举办的敦煌画展现场

          当我回忆起这些,连我自己也自问,当年万里行的勇气和决心从哪里来呢?有人读过我那两句诗——“曾忧泉水出山浊,砥砺终生幸自持”——也问我未负师望的原因何在?对这些问题,我总是一下子讲不清。约略地讲,我出生在革命发源地广东,又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学生时代还参加过宣传抗战活动,也读过鲁迅先生的著作和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杂志》等进步书刊。这些精神食粮哺育着我追求进步的愿望和爱国主义的思想,从而产生不满现实的情绪,对当时画坛的现状尤其不以为然。

          我从小虽也受过父亲“书香传世代”的影响,较多和较早地接触到传统文化,读古文,念诗词,看国画……但总和自己当时要求进步的生活理想和艺术思想抵触很大。我的兴趣在绘画,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岭南画派充满革新精神的作品时,耳目为之一新,马上便产生一种仰慕之情;特别是对高剑父先生的创新之作,无限敬佩。在当时他这位“革命画师”的革命精神感召之下,我得到了启发,找到了方向,曾自发地作过不少盲目的探索和尝试。又当我一旦受到他的青睐而且被免费收为徒弟时,我只觉得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幸福!

1942年 嘉陵江码头

          我无法抑制自己心情的激动,只有无条件地拥护他所提倡的革新中国画的主张,并把它作为自己坚定的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步趋实践。再当我离开高师而投身万里之行的途程,这个坚定的信念始终牢牢地维系住我,鼓舞着我。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离开了老师,等于离开了父母,处在旧时代,初出茅庐,艰难可以想见。

          没想到的是,我的抗战画展竟受到观众格外的欢迎。但这并不是说,我的艺术怎样高明,之所以得人心是所画出自抗战。因此我每每在画展时认识许多朋友,到处都意外地得到一些新交的鼓励与支持,特别是各地的进步文化人;他们都成了我的依靠力量和可靠后盾,我气馁时他们给我打气,有困难时他们扶我一把。每次画展,我都听取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表扬和赞许我的。对于这些,我一直像荀子所云那样来对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诌谀我者,吾贼也。”回想起来,如果不是有这些新交故知,良师益友的指点和扶掖,在当时要行万里路是不可能的。

1940年,关山月在澳门第一次个人画展上于《慧因大师像》前留影

          我的抗战画第一次在澳门展出,叶浅予、张光宇从香港来看,还邀请我到香港举行展览会;叶浅予在《今日中国》用两个版面发表我的抗战画,张光宇则在《星岛日报》为我出版了抗战画展专刊,《大公报》(香港)也为画展出版了专刊,还有不少进步作家为我的画展写了评介文章。当抗战画展在桂林举行的时候,夏衍同志在《救亡日报》为画展出版了特刊,但也竟有人写匿名信责怪夏衍对我的支持,为此,夏衍同志又曾为我写了一篇说公道话的文章,后来这篇文章还编入了他的杂文集。

          1944年,我的西北纪游画展在重庆举行,郭沫若同志专程来看了展览,对我的创作道路作了充分的肯定,并将他的评论,写成长篇跋语,吟成六首七绝,分别题在《塞外驼铃》和《蒙民牧居》两幅展品上。1948年我出版《西南北纪游画集》、《南洋纪游画集》时,徐悲鸿为画集亲撰并手书序文,对我的写生之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抗战期间,在我所走过的许多地方,我都举行了抗战画展或写生画展,其中在桂林、重庆、成都三个地方举行展览的次数较多,尤其在成都,我长住了三四年,举行画展达五六次之多。和“以文会友”一样,我是“以画会友”,在展览会上结识许多进步的文艺家,他们都鼓舞我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是鞭策我“砥砺终生幸自持”的重要力量。

1940年关山月、黄独峰、杨善深在关山月画展上

          在我赶脚的行程中,举行画展的过程中,还经常碰到不少实际困难。就说在澳门举行的第一次画展吧——真可谓万事起头难。我难居澳门时期是很狼狈的,常常要饿饭。要不是高老师资助,我是无法继续学画的。除了膳费之外,画画的开销也很大,两年积累下来一些作品,确是来之不易。为了清还欠债,为了筹划入内地的川资,便下决心开个画展,但开画展首先得花本钱,因为作品不装裱是无法陈列展出的。正在为此发愁时,就得到寺院里的慧因和尚慷慨的支持,他全部替我解决了展品的装裱问题。否则,所谓“万里之行”,确难“始于足下”。这位慈悲的大师,不幸前几年去世了,我以还未曾报答他的恩德而内疚。

          上段说过的在成都碰到的我被逼收展场租金的事,的确令人气愤。正巧这次画展的第一天,张大千先生第一个到展场来看我的画,一见面他就问我,哪张画定价最高,他要买,并立刻吩咐同来的人替他交了现款。我记得那是一张峨眉山写生画,价钱多少我忘记了,大约足够我数月的开支。当时自这画挂上张大千的红纸订条之后,许多不懂画的买主也纷纷争购我的作品。我正当流落异乡,像行脚僧一样靠自己的手脚来养活自己的艺术,而且正处在被逼债的窘境,大千先生于此时伸出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当地一个知名大画家,也是长辈,如此提掖后进,我至今还感铭不尽。

1947年,关山月与高剑父、陈树人、黎葛民、赵少昂、杨善深合影

          1983年新春,美国休士敦贝勒医学院林文杰教授来广州,他说去香港后将到台湾看望张大千先生,我在他面前提起过这件往事,并托他带一个荣宝斋印制我画的梅花贺年卡给张大千先生,上面还写了祝艺术常青几个字。未想到只隔了不到一百天,大千先生就与世长辞了。我写了悼诗一首——“夙结敦煌缘,新图两地牵。寿芝天妒美,隔岸哭张爱。”——聊寄哀思于万一。

          大约1942年,陈之佛在重庆国立艺专当校长,他通过陈树人师伯动员我到艺专当教授。这之前,我在重庆举行展览时认识了赵望云,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约好了到西北去写生。于是,我便把教授的聘书退了。带着不久前刻好的一块“岭南布衣”的图章,以示矢志画艺,与赵望云一道,继续行我的万里路。赵望云是一位旅行写生很有经验和成就的专家,曾在天津《大公报》长期发表农村写生画,还由冯玉祥配上诗歌见报。

          从1943年夏至1945年春,我与赵望云在大西北走了一年多。由于我俩都有“行万里路”的志愿,互投志趣,互作鼓励,互相切磋,互为师友。他的真挚画友情谊,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先是,若受聘艺专,为人之师只能是支出,囿于见闻,收获不会很大,而赵我相约,开拓大西北的天地,所扩展的胸襟与眼界,又岂可与当教授同日而语?

          一个人的事业成就,良师益友的关切固然起作用,夫妻伴侣的相助也很有关系。我妻子对我的艺术事业不但没有拖后腿,而且可以说,她对我的匡助是无微不至的。如果我的艺术有什么成就,应该有她一半功劳。就说万里之行吧,她一直伴随着我,处处无所不在,无论怎样困厄,从未听她叫过半句苦,反而给我安慰和鼓励,并千方百计替我解决困难。这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她把我的事业看作也是她自己的事业,因而艺术观点一致,甘苦沫泪相濡。想当年我俩相偕旅次西北,骑着骆驼或骡马驱驰于河西走廊之间,渴则啃瓜代水,饿则嚼锅魁充饥,有时还受饥寒交迫,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及至辗转到了敦煌,天天往佛洞里钻,如果没有她在旁打灯照明,在洞里当日阴暗的光线下根本无法开展工作,更休论我的七十余幅临品能一气摹成了。

          在我以往寻找立锥之地的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扶助过我,有德于我的同行或非同行的前辈或朋友还很多。当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还特别记起当日来看我的画展的过往货车司机,他们多是广东同乡,往往靠了他们的热情帮助,我才得到从旅程的这站走向那站的方便,他们都是不留名字的良师益友。所有这些知名和无名的良师益友,我都从心底感谢他们,并学习他们做人的美德。

          日寇投降后,我这个流浪汉的万里行告一段落了。1946年,我从四川回到光复后的广州。1947年,高剑父老师被任命为广州市立艺专校长,我奉师命参加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名义是教授兼国画科主任。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自然感到很不习惯,不时还留恋那些旅行写生的流浪生涯——“真山好水心头动,乐地欢天苦里寻”;“会情遇境狂图写,流水行云浪踏歌”——我好像已无法离开那种“苦味无穷,乐在其中”的生活;我已把我的诗句凝成了这八个字,并且曾把这八个字铭刻在石印上。

1948年 泰国佛塔

          终于,到1948年,我又到东南亚各地走了半年,把在国内多年来的写生作品带到南洋去展览,又画些南洋的风土人物画带回来祖国各地展出,互相交流。我是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此行第一站是乘飞机到泰国曼谷,然后坐火车经槟榔屿,过吉隆坡达新加坡,半年来走了不少地方,总觉得南洋风光与塞外景色大不一样,印象非常新鲜。我最喜欢湄南河的水上市集,坐在芭蕾舞鞋般的木舟上游弋于市集上,晨风吹送阵阵的花香,入眼尽是丰硕多彩的亚热带瓜果,当地土人艳丽多姿的服饰,海岛风尚,异国情调,实在十分吸引人。

          我也喜欢泰北清迈的林区,那里有成群结队运木材的大象;槟榔屿海岸边上的椰林,特别是椰林下的夜市;还有当时的东南亚最大的植物园……沿途我画了不少速写,回来后创作了一批南洋风光画,这批画曾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展出过,并在上海出版了《南海纪游画集》和《西北纪游画集》,高剑父老师还亲为这两本画集的封面题了字。

1945年,关山月与夫人李秋璜在成都

          我曾经天真地想过,抗战胜利了,一切都会好起来,谁知国民党反动派每下愈况,越来越不像话。接收人员不管人民大众的死活,只顾大发“劫收”财。胜利后,我到过许多被光复的大城市,都是满目疮痍的一派破败景象。我看见日军留下的骨瘦如柴的战马,接收后因没有油水,无人看管而满街乱窜,我因此画过一张揭露性的漫画。这些昔日饱受日寇蹂躏的城市,接收到国民党手里同样一塌糊涂,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乞丐满街,饿殍遍野;美国在我们的街道上办起了的所谓“平价膳堂”,我们的同胞排着长龙到膳堂买粥吃,不少人就晕倒在长龙队伍里,我也曾画过这样题材的画。

          我是一个画家,对于现实的悲惨和幻想的破灭,不能漫不经心,漠不关心。我的市立艺专当教授得来的工资,是“金元券”,天天贬值,一天贬值几次,最后贬值到买不到任何东西。于是我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向炮口要饭吃”。我参加过抬尸游行,曾到中山大学慰问过受迫害的学生和教授。这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发展得很快,我们开始天天关心着解放军的胜利消息,当大军渡过长江天险,我们暗地兴高采烈,切盼着广州早日得到解放。

          有一天,使我吃惊的是,我忽然接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信上画着一支手枪和几颗子弹。我看势头不对,就悄悄地出走到了香港。在香港,我仍然没有放下画笔,这时画的既不是塞北风光,也不是南洋情调,我尝试着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香港平民的生活速写或不满现实的漫画,和在《大公报》上连续登载我绘制的谷柳《虾球传》的连环图。在香港,我开始接触革命文艺理论著作,得到启蒙,同时开始萌生投身于革命文艺队伍的自觉。我试画的那些普及作品,多少反映了自己当时艺术思想正在起着新变化。

          广州濒临解放之际,北京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南方美术界的代表有李铁夫和我两人,但当时由于交通阻断,我们未能出席参加。不几天广州也解放了,在香港的许多进步美术工作者为迎接广州解放,就在九龙文协楼上集体绘制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甫成,港九线也恢复通车,我参加第一批回穗的文艺界队伍,回到广州。我们把巨幅毛主席画像高悬爱群大厦正面,从顶层直垂楼下,十分壮观夺目。此际人人心情澎湃,笑逐颜开,都为第一次做了国家的主人翁而自豪。

1949年11月,关山月、杨秋人、黄新波、张光宇、王琦、黄茅等合影于广州爱群大厦他们所绘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前

          是的,中国人民解放了,我也得到了解放。我再不是一个卖画的流浪汉,再不是一个生活毫无保障,政治毫无地位的穷画人。从此我们有自己的国家,有人民的政府,更重要的是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的文艺事业,我个人的绘画生涯,从此也换了新天。

          细续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明白革命文艺工作者是革命机器的螺丝钉的道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文艺思想,使我觉得很光辉,很新鲜。有了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文艺方针作为行动的指南,创作的方向,今后的艺术实践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使我顿时如鱼得水,如鸟归林,深深感到自己能成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有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其意义有多么重大!虽然这些都仅仅是理论上的认识,但由于我在旧的时代经过长期的折腾和磨难,而今通过今昔对照,新旧相比,就不能不使我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听党和主席的话,沿着新路走向新的生活!

          解放前,我曾经把艺术看作自己的生命,除非病倒,从来不愿放下自己的画笔,所谓“执着半生人笑我,商量终日水亲山”,这是过去的自我写照。但解放后,为了真正从螺丝钉做起,也为了诚心诚意执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党和人民政府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也毫不迟疑地坚决投入了这场空前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同志勉励革命的文艺家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此,我放下了画笔达三年之久,甚至暂时和艺术绝了缘,希望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土改斗争,以期认真改造自己的旧世界观,包括旧艺术观。我认识到,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而不这样做,将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将难解决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个带根本性的方向问题。

          土改结束,我随中南美专迁校到了武昌,参加了学校的行政领导工作,还兼任了附设中学的校长。这时,我才考虑到自己的业务荒疏问题,生怕久而久之改了行,于是向组织提出自己想同时担任中国画课(那时“中国画”叫“彩墨画”)的教职。因为我这样估计,只有参加教学实践,才能经常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才能改造思想,深入生活,课余搞些习作。真的,像我这样在旧社会泡大的知识分子,单是从来不参加体力劳动这一点,已经弄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在土改运动中我就深有体会,到生活斗争中去有极大的收获,和工农劳苦大众接触越多,共同语言也越多,才会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才有可能反映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在旧社会,我虽然也走过许多地方,接触了自然和社会,交往过各色人等,但基本上是为了画画和养画。现在,方向、目的和范围都大不相同了,我生活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生活在群众——良师益友中间,又在党组织的关怀照顾下,我觉得很温暖,很充实,很幸福;康庄大道一马平川,美好前景一片光明。因此,国家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共产党指向哪里,我就朝那方向。我就这样走了十七年党所指引的路。

          这十七年,我曾在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当过总务主任。在三年土改运动中一直充任人民法庭副庭长。在美专,我参加了领导和教学工作。社会活动一向比较多,1955年我随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出访过波兰;1959年为《中国近百年绘画展》在国外举行,到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跑了半年;由于我争取参加教学实践,和同学们一道下乡下厂实习总少不了我,曾先后到湖南醴陵,登南岳,入武钢,去河南信阳南湾水库工地劳动和写生;1957年随武汉高教系统参观团赴鄂北访问李大贵发动的山区水利建设;1958年到广东新会参加公社化运动;1960年访问井冈山及江西苏区,同年与广州美院同学们参加湛江的堵海劳动;1961年和傅抱石一起访问东北三省;1962年到潮汕去,到南澳岛去;1964年去山西大寨,渡雁门关,登北岳恒山;1965年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来临。这十七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要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加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我个人身上,同样也反映成为改造旧思想,投身新建设的历史过程。其间尽管受过极左的路线和思潮的干扰和影响,但生活长河这重要的一段的主流却汹涌澎湃地冲刷和推动着我,使我这颗水珠跟随着大江东去,投进了大海的洪涛中。

          “十年浩劫”一来,所谓“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我入了真牛栏三年,进过假干校三载,这六年时光不但寸画未画,连性命也几乎呜呼哀哉。我从事艺术活动以来,只有这段时间真的被白白糟蹋掉。这真叫人痛心,并且痛定思痛——党和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画笔的命运,竟如此休戚与共,攸关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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