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惹的祸:一幅五代古画引发的国际论战

2017-07-18 10:37:13 来源: 点击: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关古代山水绘画作品真伪问题的争论很有一些,但较大的争论只有两次。一次是关于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争论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从元代至今,旷日持久,不同意见的发表比较分散,争论也显得平和;再一次是关于传为五代董源的《溪岸图》轴。争论主要发生在美国纽约,波及欧亚大陆,从20世纪最后几年至今,持不同意见者会上会下都在发表意见,相对而言,争论较为集中和激烈。但因为事情发生在海外,大陆除书画界外大约知之者不多。

          关于这后一次大争论,或所谓“国际大争论”,笔者陆续看到一些各方面的文章,现试作一简要综述。

《溪岸图》轴,绢本设色,纵:221.5厘米,横:110厘米。
原是故宫旧藏, 后辗转为私藏,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此画以立幅构图,表现山野水滨隐逸文人的山居田园生活:高山溪谷里有一庭院,在一傍岸浴水的庭榭中,有主人夫妇和他们的稚子,庭院中还有一女仆捧盘送果食,山扉外有肩负犁杖而归的男仆,山径上有行人。左下署款“后苑副使臣董源画”;右下钤明内府“典礼纪察司”半印。还钤有鉴藏人“天水赵氏”与“柯九思印”,以及近人张大千、张善孖印。

         此画原为徐悲鸿于抗战时期的1937年在桂林发现并收藏。翌年被张大千带回四川,后张大千以金农《风雨归舟图》轴交换并携带出国,于上个世纪50年代卖给美籍华人收藏家王己千(季迁)。谢稚柳于1957年编辑出版的《唐五代宋元名迹》一书中,首次刊发了此画的照片,标题明确做为“董源”的画,但是在说明文字中,则没有采用“真迹”或类似的提法。此后,《溪岸图》轴却多次被以董源“真迹”,或者传为董源作品出版……1997年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奥斯卡·唐出资500万美元从王手中购得包括《溪岸图》轴在内的12件(一说11件)艺术作品, 珍藏后赠予大都会博物馆并进行展示。大风即起于萍末……

《溪岸图》局部

          对此画首先提出质疑的是美国中国画研究的主要学者、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退休教授詹姆士·凯希文。他早在1991年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张大千仿作的文章,说:“我不能确定这是张大千本人所仿,” “但此画肯定是近代的伪作,很可能是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40年代以前, 该画从未有记载。”他进而认为:《溪岸图》轴是20世纪的仿作, 是20 世纪最出名的中国画家张大千所策划制作的。

         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画部主任曼克斯威尔·赫恩则认为:没有进入皇家收藏的艺术作品, 通常都没有文件记载。张大千对董源风格的模仿并不出色, 而且张的模仿风格和《溪岸图》的风格也不一致。

《溪岸图》局部

          早在1970年, 海外艺术史家班宗华先生曾就《溪岸图》是否董源真迹问题两次发表文章。1997年8月11日,很有影响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专栏作家卡尔·尼根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加州伯克利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翰关于《溪岸图》是张大千所制造的赝品的说法。此论一出,顿起轩然大波,美、欧、亚大陆都有人附议,也有人起而反驳,弄得沸沸扬扬。

          因此,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于1999年12月11日,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中国画鉴定问题国际讨论会”,中心议题即是《溪岸图》轴是否是张大千的伪作问题。应约与会和自动与会者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中国内地的与会人员有启功、傅熹年、杨新。会场暴满,座无虚席。

《溪岸图》局部

           与会者对《溪岸图》轴从物质状况到历史风格,以及有关证据材料,进行了详尽研讨,并对《溪岸图》与张大千的画作进行了对比分析。

          以高居翰教授为代表的一方,对《溪岸图》提出了种种质疑,诸如“皴法模糊不清”,“远景的弯曲河流忽变为人行其间的小径”,从而认为这是作伪者不顾古画“再现性”内容的一个漏洞。他们不仅坚持认为是张大千的伪作,还强调说,“这一伪作之所以跟张大千的一般伪作不同,是因为这“是张大千最成功的伪作。”

《溪岸图》局部

             以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和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何慕文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这种从现代视觉看来交代不明之处,正是早期山水画平面正视表达方法中以‘上方’为‘后方’重叠组合的标准手法。”也就是说,这种早期绘画构图法正属于中国绘画史第一期之平面景物重叠递进状的手法。他们认为:“正因为高居翰不能掌握中国绘画中视觉结构上的演变,所以他难以分辨出《溪岸图》这张10世纪的作品跟张大千20 世纪的伪作在视觉结构上的绝对区别。他还列举了辽墓出土的《山弈候约图》轴、董源《潇湘图》卷、《寒林重汀图》、倪瓒《松林亭子图》轴、王蒙《夏山隐居图》、张大千《茂林叠嶂图》轴,加以论证和说明:“摹仿和作伪者在临或摹仿造古代绘画时,所能效仿的仅是一些基本题材, 形式和构图格局,但在视觉结构上自不能做假”的道理。会上,何慕文先生也做了论证充分的长篇发言。

           在鉴定的方法上,方与高有相似之处,即将作品的章法构图作为重要突破口,而大都会博物馆何慕文在向该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以现代高科枝手段辅助鉴定古画的方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谢柏轲曾经在《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一文中提到,“绝大多数宋代和许多宋以后的研究,中心议题一直是绘画作品的鉴定。”由此可见,鉴定对研究艺术史的意义多么重要。两派学者以《溪岸图》为个案,对绘画鉴赏的两种基本态度与评价,引发了人们对现代鉴赏方法和传统鉴赏方法的新思考,也牵系着对艺术史研究的探讨。讨论会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居然都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溪岸图》局部

           先前,方闻教授曾认为《溪岸图》是南唐宫廷中一屏风画的左边一联。会后,他发表文章则表示,认同班宗华先生1983年文章的结论,即“《溪岸图》是一张董源早期的作品,可定为10世纪30年代末。”

          纽约会后还有波澜。高居翰将其致日本古原宏教授的公开信之副本给了方闻教授。高、古双方认为:徐悲鸿于1939年初由新加坡寄出,叙述前一年张大千以《风雨归舟图》易《溪岸图》的信,1991年廖静文在其著作中确认的事实,以及1950年徐悲鸿在《风雨归舟图》上所写的有关易画的题跋, 均是为掩盖张大千伪作《溪岸图》的“阴谋”! 原因是徐悲鸿为报答当年徐与前妻蒋碧薇离婚时张对其经济上的暗助。

          张大千固然曾伪作过明代徐渭《萱花图》轴,并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为卖一批石涛的赝品画,曾伪造过一封石涛致八大山人的信。因此方文教授慨叹:“不幸的是30年后, 张大千作伪的阴影还在使一些美术史研究者感到困惑、紧张和缺乏自信,以致影响他们对一些艺术品做出正确的判断。”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

           事实上, 对《溪岸图》的意见分歧远不只此。中国大陆专家学者对《溪岸图》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中华收藏大辞典》则介绍说:“古绢本。南唐画家董源绘。有‘后苑副使臣董源画’属款。所画高山峻岭、云雾显晦、水波风动,丛树亦带风势,重笔墨而不重线条,但画树较挺劲,情调温润静穆。现为王季迂所藏。”

           关于王季迁就有王季千、王己迁、王季迂之文字的不同。不知何者为是?不过,明显的是:“迂”,可能是“迁”之误!

《溪岸图》局部

            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主任、研究员单国强先生持肯定态度,说:“较可信的真迹有……《溪岸图》……” 、 “《溪岸图》轴(藏美国王季迁处)。本幅左下角属款‘后苑副使臣董源画’,右下钤明内府‘典礼纪察司’半印,均真。……可能是其较早期作品。” 参加过纽约讨论会的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新,在会后纂《〈溪岸图〉之我见》一文说:“ 《溪岸图》是否张大千伪作,这在许多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看来是容易判断的。张大千离我们很远,如果此画系他复制作伪,可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它的第二本,这就排除了张大千直接临摹复制的可能性。如果张大千的独撰,那他是否能够做到处处地方与一千年前的古人相合?”他以为《溪岸图》难于鉴定之处在于,董源处于中国山水画较早期发展变化最剧烈的时代,而这一时期的资料短缺,使得人们对这种发展变化的具体细节认识还不甚清晰。以他的观点:“《溪岸图》是一幅较早期的中国山水画应毫无疑问,而且它还是早期山水画家中属保守的一派。” 他推断:“关于《溪岸图》的命名,在徐悲鸿致‘祖韩、秋君’信中,正文只说‘董源巨幅’,旁注加‘水村图’三字可能是徐根据画意而起的。之所以有今名,那是张大千的伎俩。”甚至根据自己对画面内容的认识,他还认为:“可以大胆一点叫它‘陶潜归去来图’,寄名孙可元下。”

           由于《溪岸图》的争论,2001年又在国内引发了另一轮关于董源作品断代问题的讨论。陈佩秋在将《溪岸图》与赵斡《江行初雪图》、卫贤《高士图》比较后提出,《溪岸图》为传世可靠的五代画,属董源真迹,而长期以来作为董源真迹的《潇湘》三卷等作品当非董氏的画笔。显然,问题又扩大了。

           一幅古画,世界各地的许多专家学者的鉴定各执一说,这真是治丝益棼了。(文/徐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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