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与红楼梦

　　说起《红楼梦》，很多人甚至可以对贾、史、王、薛的家世如数家珍。但是说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人们认同的是他贫困潦倒的一生，他的父亲是谁？他祖籍何处？他葬在何地？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基本的问题也成了红学界口舌之战的缘由。
 

　　《红楼梦》成书至今，一直是人们热衷的小说，读“红楼”似乎成了一种永久不衰的文化时尚。与此同时，人们逐渐提出了新的疑问：是什么样的作者，有着什么样的经历，才能写出这样传奇的故事？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24~1764），名霑，号雪芹、芹圃、芹溪、梦阮。

　　他的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辽宁铁岭西南郊腰堡大汛河村一带。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掠地时，曹雪芹的远祖曹锡远被后金的军队俘虏，给多尔衮当家奴，属正白旗包衣（“包衣”即满语“家奴”一词译音“包衣阿哈”的简称）。清朝建立以后，设立“内务府”，负责为皇帝管理财产、饮食、器用等各种生活琐事和宫廷杂物，曹家成为“内务府”的成员。曹锡远的儿子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和曹玺的长子曹寅，曹寅的长子曹颙和侄儿曹，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一职。织造的职务，主要为皇帝管理制造和采办宫廷用品，但除此之外，还同时担任替皇帝搜集情报的工作，曹寅就经常向康熙密奏南方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治安、民情等等。曹家几代人担任这一职务，表明他们跟皇帝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曹玺的妻子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康熙南巡时还在江宁织造府内接见过孙氏，称她为“吾家老人”。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小时候曾做过康熙的伴读，以后又担任御前侍卫。曹寅在给康熙的奏折中自称“臣系包衣下贱”，说明曹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皇帝来说是奴才，但对一般人来说，则是一个极为显赫的大官僚，是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雍正继位后，曹家遭受冷落，曹时受斥责。雍正五年(1727)末、六年(1728)初,曹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被“枷号”，曹寅遗孀与小辈等家口迁回北京，靠发还的崇文门外少量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经历这样家族变迁的曹雪芹，因此而获得对贵族之家种种黑暗与罪恶的深切体验，这便成为他创作《红楼梦》重要的生活基础。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藏书极富，是当时一位有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会作诗词，又兼作戏曲，有《楝亭诗抄》、《楝亭词抄》、《楝亭文抄》等著作。他曾奉旨主持刊刻了《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他跟当时一些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如施闰章、陈维崧、尤侗、朱彝尊、洪昇等都有过交往。家庭中这样的文化传统，必定使曹雪芹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和艺术熏陶。他在《红楼梦》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艺术天才，是所来有自的。胡适通过他的代表作《红楼梦考证》，对曹雪芹家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所编订的曹氏家族世系，也只是从曹雪芹的远祖曹振彦而下，已经考出的人物关系，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入，可探讨和分析的地方逐渐增多。1992年7月，在北京东郊通县张家湾出土了一块曹雪芹墓石。据发现此墓石的当地村民李景柱讲，这块墓石是1968年被发现的，当时“文革”还在高潮期间，乡里为了平掉张家湾镇周围的荒坟，改为庄稼地，才决定把张家湾村西北的窦家坟、马家坟、曹家坟平掉。这三座大坟是相连的，面积很大，曹家坟高出地面有1米多。就是在平曹家坟的过程中发现了这块墓碑，墓碑埋在地下1米多深处。墓石正面刻“曹公讳霑墓”五字，左下端刻“壬午”两字。“午”字已残。在墓碑下面约离地面15米左右的深处，挖出来一具尸骨，没有棺材，是裸葬的，尸体骨架很完整，据说是一具男尸。当时急于要平坟地，特别正是在“文革”中“破四旧”，李景柱自称没有敢多想。他读过《红楼梦》，知道曹霑就是曹雪芹，并告诉了在场的人。当时有一位一起平地的人听说曹霑就是曹雪芹，认为墓里很可能有东西，就下去墓坑里拨弄尸骨，结果一无所获。到晚上，李景柱就与他的堂弟李景泉一起把这块墓碑拉回了家里，埋在院子里。直到1992年镇里规划要发展旅游，建立“张家湾人民公园”，想把周围的古碑集中起来建碑林，因而想起了这块碑，才又把它拿了出来。由于当地没有人研究《红楼梦》，就辗转请来了红学会的会长冯其庸先生，请他来做鉴定。冯先生通过仔细观察勘定，认为这块墓石应该是属于那位文坛巨匠曹雪芹的。墓碑约1米左右高，40多厘米宽，51厘米左右厚，墓碑质地是青石，做工很粗糙，像是一块普通的台阶石，只有粗加工，没有像一般墓石那样打磨，碑面上粗加工时用凿子凿出来的一道道斜线都还原样未动，证明是根本未打磨过，碑面上凿刻有“曹公讳霑墓”五个字，也不像一般碑文的写刻，就像是用凿子直接凿的，因为字体是笔画一样粗细、方方正正的字体，有点类似八分书，但毫无笔意，所以说可能是未经书写，直接凿刻的。总之给人以十分草率的印象。因为刻得很浅，字迹与石色一样，几乎已看不清楚，仔细看看，才可以辨认出来。由此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更加引发了学术界一直在进行的争论与研究。其中周汝昌、冯其庸两先生用力最勤，多年来汇集了不少有关资料进行考订。

　　周先生的观点，是曹雪芹上祖的籍贯是河北丰润，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虽然此说中有着一定猜测成分，与之商榷的文章也出了很多，

　　如南京师院中文系编的《曹雪芹年表》中说：“雪芹远祖曹世选（又作‘锡远’）祖籍河北省丰润县咸宁里，后迁居东北。”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论曹雪芹》一书也说：“曹家原籍河北丰润县，后迁居到东北铁岭卫（今辽宁铁岭县）至辽阳这一带地方。”可见这个说法确是代表了当前关于曹雪芹祖籍的较为普遍的看法。但冯其庸先生的主张，证明当河北丰润曹家的一支迁到辽东，却已是康熙九年的事，认为曹雪芹的上祖则应该就是原籍辽阳、后迁沈阳的《五庆堂曹氏宗谱》的始祖。他的籍贯确是辽阳、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

　　无论是“河北丰润说”，还是“辽阳说”，双方所能确考的曹雪芹家族的最早祖上，都是见于《八旗满洲始祖通谱》的“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这一记载是最为可靠的。并且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崇德之间，原是明朝的军官，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开始隶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包衣的。至于曹锡远之上的曹家祖先，从他们的籍贯、事业甚至包括名字，都由于史料的缺乏，仍处于学界各派相互争论的状态。

　　曹雪芹的父亲到底是谁？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根据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曹雪芹的父亲，是由曹宣的第四子过继给曹寅为嗣子的曹。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曹雪芹是曹寅之子曹颙的遗腹子。曹颙是曹寅惟一长到成年的爱子，他也深受康熙帝的喜爱与器重，死时只有27岁。关于曹颙的这个遗腹子，在曹入继曹寅一支之后的一封奏折中，有专门的提及：

　　“……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尔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有人认为曹雪芹很有可能就是曹颙的这个遗腹子。但新的资料的发现又引出了曹天佑这个人，从年龄与身份地位来看，似乎他才是曹颙那个遗腹子。那么曹雪芹到底是哪支所出，就又成了疑惑与探讨争议的话题，直至如今。

　　总之曹雪芹是一位文化巨匠，他博学多才，对诗词、曲赋、绘画、书法等无不喜好和擅长。在《红楼梦》中，被他隐去的时代，其实应该就是他祖辈、父辈和他自己生活的时代，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大清帝国的鼎盛时期。

　　另外，同在江南主持织造与轮流担任两淮巡盐使的，还有一个苏州织造——李煦。李煦是曹寅的妻兄，是内亲，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在扬州病故后，其后事都由李煦照料，包括曹寅名下所有的亏空，都由李煦奏请补赔。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曹颙在京病故，其后事及家庭事务，也是李煦一手照料的。李煦在给康熙的奏折里说：

　　“奴才与曹寅父子谊属至亲，而又同事多年，敢不仰体圣主安怀之心，使其老幼区画得所。奴才谨拟曹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颙灵柩出城，暂厝祖茔之侧。事毕即奏请赴江宁任所。”

　　所以要了解曹雪芹家族，是离不开李煦的。

　　李煦的父亲李士桢，是山东都昌人，本姓姜。据杜臻撰《广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士桢墓志铭》说：

　　“公本姓姜，世居东莱之都昌。……壬午，从龙辽左，继正白旗佐领西泉李公，即以李为氏。”

　　又有《昌邑县志》记载：

　　“崇祯十五年壬午十二月，大清兵围昌邑，十六日城破。”

　　李士桢就是在这次城破被俘，归李西泉的。其身世略如曹雪芹的远祖曹锡远和曹振彦，所不同者，曹氏是明朝驻防辽东的军官，李氏是昌邑的百姓。两年后，甲申，明亡，李士桢就真正从龙入关了。

　　李煦生于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长曹寅三岁。康熙十七年（1678）他出任韶州府知府，时年24岁。后来又调浙江宁波府知府，以后又任畅春园总管。康熙三十二年（1693）改任苏州织造，后来又任两淮巡盐御史，与曹寅轮番更替。李煦与康熙也是有特殊关系的。一、李煦的生母文氏，也是康熙的保姆，这一点与曹寅的身份一样，而且曹寅不是生母而是嫡母孙氏作康熙的保姆，这一点来说，李煦与康熙的关系比曹寅与康熙的关系还要近上一层。康熙对曹家的孙氏很亲切，曾称孙氏“此吾家老人也”；而他对李家的文氏也是同样的亲切，李煦在《谢召见李鼎折》里说：

　　“蒙温旨下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天颜开霁，宛若家人父子。”在《李鼎蒙允追随哨鹿谢恩折》里说：

　　“奴才九十三岁之老母，复蒙万岁垂慈询及，一家老幼叠受圣主天恩。”

　　在《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里说：

　　“窃奴才生母文氏，于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内外感之症，虽病势甚重，心神甚清，吩咐奴才云：‘我蒙万岁隆恩，赏给诰封。就是历年以来，汝面圣时节，必蒙问及；即今秋孙儿热河见驾，又蒙万岁温言垂问。我是至微至贱的人，竟受万岁天高地厚恩典。’”

　　以上可见李煦与康熙之间的特殊亲密关系。

　　由于有着康熙帝对曹、李两家的背后支持，以及曹、李两家的彼此呼应，此时的曹家与李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造成了巨额的亏空。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二月初六，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须设法补上亏空。

　　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23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查出曹寅生前亏空织造库银三十七万三千两。

　　康熙只好再次做安排，让两淮盐政李陈常和李煦代为补还。到了康熙五十六年，才总算把这笔账补上。

　　康熙照顾曹家，是看在曹玺和曹寅的情分，到了曹这一辈，就疏远、淡漠了许多。康熙曾经明确地对曹说：“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康熙六十一年，因李煦、曹拖欠卖人参的银两，内务府奏请康熙，严令李煦、曹将拖欠的银两必须在年底之前交清，否则就严加惩处，康熙当即就批准了。显然，这与康熙以前对曹寅的态度，已是截然不同了。

　　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他一再表示，我不能再像父皇那样宽容了，凡亏空钱粮的官员，一经揭发，立刻革职。

　　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与曹家既是亲戚又患难与共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亏空获罪，被革职抄家。

　　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曹自身的亏空尚未补完，又增加了曹寅遗留的亏空，只好多方求人托人。雍正为防止有人吓唬敲诈曹，特地在曹的请安折上写了严词批语：乱跑门路，交结他人，只能拖累自己，瞎费心思力气买祸受；主意要拿定，安分守己，不要乱来，否则坏朕名声，就要重重处分，怡亲王也救不了你！

　　雍正皇帝的这个朱批特谕表明，虽然他对曹“乱跑门路”是十分不满的，但是雍正对曹的好意体恤、亲密关怀还是读得出来的。

　　雍正四年（1726），曹负责操办的缎匹衣料质量“粗糙轻薄”，受到赔偿并罚掉一年俸禄的处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缎褂褪色，经查又是江宁织造的产品，结果又罚掉曹一年的俸禄。曹一次又一次地失职，导致了雍正对他越来越不满和失望。

　　雍正并没有就此将曹问罪，决定将他召回北京当面考察和训诫。雍正五年五月传旨，命苏州织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运的缎匹由曹送来。不料曹在督运织造缎匹的途中，又在山东长清县等处勒索费用，骚扰驿站，终于招致雍正“龙颜大怒”。十二月初四，雍正下令将曹等交由内务府和吏部严审。

　　在曹被撤职受审的时候，雍正又得知曹转移财物，企图隐蔽，于是新罪旧账一齐算，雍正五年《内务府满文上传档》记载：十二月二十四日传旨查封曹家产。他命令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家中财物封存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捉拿。

　　范时绎接到谕旨，立即将曹的管家数人拿下，关押审讯，所有房产财物一并查清，造册封存。第二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将曹江南家产人口查明接收，曹在京城的家产人口，也由内务府全部查封。六月，骚扰山东驿站案审结，判曹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由内务府负责催讨，并将曹戴上木枷示众。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曹家旧宅，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刚18岁。曹雪芹从赫赫扬扬的官宦世家，坠入“绳床瓦灶”的地步，特别是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家庭的衰败破产，这一急剧的转折，对曹雪芹来说甚为痛苦。如果曹家不是这样的结局，曹雪芹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很可能也就没有世界名著《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