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诗文与酒的关系浅说

2017-05-27 11:03:00 来源: 中国书画报 点击:

                中国书法是一门以汉字为载体而书写诗文的独特艺术,尤其是草书,在表现诗词文章的奇妙意境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草书由于自由空间多、意象变化大,相对于其他书体,更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书作者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因此,草书被誉为书法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而狂草相比于章草和小草,则更具有这样的先天优势。  

           古人的诗词文章(除了刻板印刷之外)都是借助于书法而得以传播的,且诗词文章往往借助书法得到更加完美的情境表达。因此,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诗书合璧的优秀篇章,譬如王羲之《兰亭序》、李白《上阳台帖》、孙过庭《书谱》、苏轼《黄州寒食诗》以及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很多自作诗词等。因此,书法与诗文不仅在形式上有联系,在精神层面上也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书写自己的诗词文章是如此,书写他人的诗词文章亦是同理,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再创作。
 

 
 
 
        同时,又因为文人墨客大多喜欢饮酒,所以他们的笔下便有了许许多多关于饮酒的描写。于是,诗词文章和书法便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杜甫诗曰:“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便是这样的真实写照。
  据相关资料记载,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两位狂草大家张旭和怀素都有酒后作书的习惯。从李白和杜甫所写的一些诗歌可看出端倪,如“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李白《草书歌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孙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怀素二人作书常以墙壁为纸,自由挥洒,虽然不易保留,但可以想象出他们题壁的作品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品还要恣肆颠狂一些。旭素追求的是“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奇妙境界,其情感表现方式已远离“二王”草书的中正典雅和秀美飘逸。当时的诗人都认为这样的作品根源在于借助了酒的力量。
  唐代许瑶说:“志在新奇无定则,古瘦淋漓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题怀素上人草书》)可谓信之弥深,赞誉有加。草书和酒结缘,书家笔下出现超乎寻常的发挥,不得不说是酒的力量在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素被称为“狂僧”“醉素”,酒至酣醉则放浪形骸,不拘小节,作书不拘泥于一点一画。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我认为,这些书家并不是真正地喝醉,而是借酒助兴,从而打破理性的藩篱,解除心中之束缚,尽情而自由地发挥,达到物我两忘、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黄庭坚《山谷文集》中说:“然颠长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亦可谓是心得之言,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酒在草书创作当中的特殊作用。
  酒可以激发文人艺术创作的灵感,这似乎已经是人们的一种共识。我国古代文人以酒激情、借酒言志、借酒消愁、品评人生,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短歌行》),李白有“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行路难》),刘禹锡有“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有“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孟浩然有“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欧阳修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范仲淹有“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岳阳楼记》),苏轼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辛弃疾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唐寅有“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桃花庵歌》)。陶渊明有《饮酒二十首》,杜甫有《饮中八仙歌》,苏轼有《前后赤壁赋》,尤其是陶渊明的诗,几乎篇篇写到酒。据统计,李白和杜甫的诗文中写有酒的,李白有170首(篇),占其诗文百分之十六,杜甫有300首(篇),占其诗文的百分之二十一。这个比例就已经足以使人感到诗人们对酒的重视程度。试想,如果没有酒,中国文学史肯定就会大打折扣,黯然失色。酒给文人创作冲动和艺术灵感。“李白斗酒诗百篇”“张旭三杯草圣传”,酒后作诗作书,才思敏捷,妙笔生花,妙语连珠,奇境迭出。张说《醉中作》:“醉后乐无极,弥胜未醉时。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李白《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有这些,都因为有酒的存在而使人产生许多遐想,也为诗歌本身平添了几分色彩。
  在书画艺术的创作中,酒的作用就更为奇妙。“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酒后作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而至酒醒时再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在中国小说戏剧创作中,酒是构思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绝好素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煮酒论英雄”,《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和“醉打蒋门神”,《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红楼梦》中的“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京剧中的《贵妃醉酒》等都是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的借酒说事的经典之作。甚至可以说,一个酒字演绎出了人世间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以及普通百姓叱咤风云、风云际会、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动人故事。由此可见,酒的作用何其之大,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几乎是必不可少。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饮酒,尤其是一些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当酒进入体内以后,通过间接作用,使人产生一定的愉悦之感。愉悦的感觉使人产生暂时的亢奋,而这种亢奋有时候又可以带来突发的灵感,当这种突发的灵感被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捕捉到时,就会出现异乎寻常的发挥。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可以借助酒而捕捉到艺术创作的灵感,这实在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艺术家并不擅饮酒,也同样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而有的性情豪放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喜欢饮酒,也具有一定的酒量,因此,他们大多能在酒的刺激下进行艺术创作。有据可查的有王羲之、张旭、怀素、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白居易写《琵琶行》,除了当时的那种特殊的情境感受激发灵感之外,当然饮酒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只不过,我们不能将古人酒后作诗、作文、作书等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那种酩酊大醉之后,更何况古人所饮之酒和我们今天所饮的白酒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所饮的是酒精度数很低的米酒和水酒,其所说的“大醉”更应当理解为是“微醺”,至多是一种似醉非醉而头脑还不至于达到不清醒的状态,否则根本无法进行艺术创作。至于古人所讲的“大醉,然后吟之书之”,我们不妨可以将此理解为古人的一种文学描写的夸张手法,大可不必深以为然。试想,让一个人真正喝得酩酊大醉,头脑极度不清醒,恐怕也只有倒头就睡的份,哪里还能开口吟诗、泼墨挥毫呢?!
  但我也不同意某种看法。有的人说,酒后进行艺术创作纯粹是瞎扯淡,认为只有在不饮酒而头脑完全保持清醒的状态下才能进行艺术创作,这种看法也未免有失偏颇和过于武断。要知道,古人诗酒唱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的酒文化由来已久,甚至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事实上也是如此,大家一起聚餐,只有饭菜而无酒助兴,人们的心门很难开启,甚至于会出现拘谨和尴尬。而只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的话匣子才会慢慢打开,兴致高涨而谈性愈浓,场面气氛一活跃,各种灵感自然会随之产生。有的妙语连珠,有的引吭高歌,有的击节三叹……饱学而有心之士在此时此刻自然会有诗文书画应运而生。
   因此,我也认为“张旭三杯草圣传”“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样的诗句绝非泛泛之谈,也非矫情之论。它不仅揭示了酒对人的神经感官的刺激作用,也同时揭示了文学、草书与酒之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在文学和书法方面,关于饮酒的实例不胜枚举,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些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当然,凡事都要讲求个“度”,所谓“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适量饮酒,不仅不会有什么坏处,反而会调节心情,联络感情,激发灵感,创作出出色的艺术作品,达到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境界。
 
张瑞图《杜甫〈饮中八仙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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