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开│篆刻如是观

       
        取法乎上

        我少年时拜两位老师学印，一位主张“勿论魏晋”，就是说魏晋以降都不值得取法，其中当然包括明清流派印在内，这种观点极似罗福颐先生。另一位比较开明，可谓不薄古人爱今人，但“今人”并不泛指，他认为艺术是发展的，明代诸家属滥觞阶段不足取法，皖浙两派的创始人邓石如和丁敬也只能敬而远之，可以效法学习的唯有吴让之、陈曼生、吴昌硕和黄牧甫数人而已（赵之谦也可学，但他个人不喜欢）。至于吴昌硕之后的齐白石、王福厂、陈师曾、邓散木、陈巨来、来楚生等人虽属好但不足为楷模。他的这种看法我当时以为纯属文人相轻，因为他始终主张取法乎上。所谓“上”，未必是以古为上，正确的理解是经过历史考验而存留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他认为历史的考验期一般为作者身后的五十年，生前荣耀的身后成了过眼烟云，生前寂寞的身后却波澜迭起，这就是历史考验的结果。为什么要五十年？因为作者死后，其关系网大约还会存在几十年，私情仍会模糊着历史公允的视线，你看，多复杂！

       
        那么，一切都得盖棺论定？如是，文艺批评不都成了“马后炮”？所以我们今天提倡批评要智慧、科学、公正，这六个字极为重要，有了它批评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如果每个批评者都有以上素质和抱有历史使命的态度，我想大可不必盖棺才能论定，也不必排队等候历史的考验了。然而，面对当今一片阿谀奉承式的批评，“大师”遍天下的情况，等候考验似乎还大有必要。

        凡经受历史考验而“复活”的艺术，就自然而然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视吴昌硕传统，可陆维钊那一辈人就不会都那么看。同样，当代被看好的篆刻家之中，有一部分将难以复活而烟消云散，也许有一部分幸运地成了百年之后的传统。如果人们对他们进行智慧、科学、公正的批评，也许不无意义，但作为学习效法的“投资”，则充满了风险。

       
        至于有人学我印章，说实话，我既得意又惶恐，得意我未作古便受人膜拜，虚荣心大大满足；惶恐我未成传统也未必会成传统，放着实在的传统不学，而学我这个未知数，岂不误人子弟？如果有人认准了我会成为日后的传统而提前来学，我对他的“慧眼”向他作揖了。如果有人认为吴昌硕已“财源枯竭”，而石开有“油水可捞”，我笑他糊涂虫！总之，我也主张取法乎上。

       
        然而，现在的青年印人也许不作如是观，他们比较有主见，好竞争，追求新生事物，当然也好急功近利。他们认为：谁的作品有感染力就应该向谁学，作品的好坏优劣，他们自己会判断，而取法乎上的教条不会永远被尊重。当然有时他们也象“投机商”，学谁的作品选展览的命中率高，就一窝蜂而至。除了这些心理之外，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他们的知识结构注定了要向当代文化索取更多的营养，就象婴儿需要年青母亲的乳汁而不期待外婆藏在箱里的奶酪。其实这种现象不独发生在印坛，画界、诗坛以及表演艺术界都有类似现象，也不独是青年艺人，中年艺人不也照样就近求取法乳？以我自身为例，我就曾从陈子奋、钱君陶处求得营养，而从来对文彭、何震就不屑一顾。所以，如果将取法乎上作为理论强调，也许对我就矛盾的。

        近日重读散宜生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因人俯仰终奴仆，家数自成始丈夫。”学艺之道一理相同，不论学古人、学时人终归是奴仆，只有创造才有生命，但创造不能强求，只能存意识于胸中，待渠成于水到。

        文采风流

        篆刻词句，大有学问，前贤造句各殊。吴昌硕重哲理，爱引子书句，如“能亦丑”、“钩有须”之类，而绝少引唐宋以降的句子，故而显得高古莫测，但也因此有迂腐气：赵之谦雅俗共赏，在书画上用了诸如“如梦方觉”、“人生到此”一类的词句章，确是雅趣盎然；齐白石的印语我最喜欢，有景有情，如“也曾卧看牛山”、“梦想芙蓉路八千”、“西山如笑笑我耶”等等。然而曾有人讥之为“薛蟠体”。我认识一位旧文人，他就说“中国长沙湘潭人也”不通！长沙只中国有，此首二字多余，“也”字为判断或肯定的语气，他颔首反问：“难道是‘英国长沙湘潭狗也’不成？”但齐白石还是令我倾倒不置：曾经有位名菊影的女士欲与齐氏作妾，齐“刻一印印于笺上以慰之”，印文为“最怜君想入非非”，真是文采风流。
 

        如今成就文人雅士的土壤似不太肥沃，所见印语或不通，或废话、或陈词滥调、或不知所云，能见到的好句实在不多。举例如下：

        “龙之传人”铺天盖地。龙固然有代表华夏民族古文化的意味，但它是历代封建帝王的象征，权势、自大、好斗是其属性。依我的拙见，“龙之传人”不过是封建余孽的雅号，不知曾几何时，全国青年印人几乎都刻有此印，揣在怀里以示身份，不是有点滑稽吗？

        有一位美术院校的教师要我刻一方印，内容是鲁迅遗言中的一句话：“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刻上这整句话倒也可以明志，奈何他只要其中的“吃的是草”四个字，岂不成了笑语！还曾看到一张画着熊猫的画，压脚印为“国宝”二字，那么这印是指熊猫呢？还是指这张画？真叫人费猜疑。

       
        西泠印社举办过一次征稿竞赛，其中有一个命题是“文采风流”。征稿启事中特别注明，凡入选得奖者有被推荐入社的机会。于是我这个射名逐利之徒见此肥饵高悬，即刻捉刀制印。印成之后却发：此印除了寄杭州外别无他用，苟以之歌颂当今文坛，似乎没有这种提法；如果铃于自己的书画之上，我还不至这么厚的脸皮，要是持以赠人，人家已够风流何须我多事鼓吹？另一个命题为“于今铁笔更宜坚”，我不知所云。

       
        今年初夏，我有幸参加全国二届篆刻展的评选工作。当有一方“出门便有乐”的印章出现时，所有的评委都笑了。平心而论，此句造得挺顺口也无语病，只是不知说些什么。幸好我还善解人意，试作如斯解：作者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或是男儿，每当作者出门办公，便享受到小宝贝倚门喊“拜拜”的乐趣。确实是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作者刻了一句“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下我可猜不出典故了，更不知出于哪家的逻辑。另一评委读后不尽然争辩，说那“天”字明明是个“而”字，我们一读，一起大笑。

        说人容易评已难。戍辰那年元月初三,我母亲病逝，甚是悲痛，做“七”那天我记得了“戍辰有泪”四个字，不料那年夏天父亲也患病去世。现在想起来，这类文辞确确要慎用，前人谓之印是也。说到好句，当然也有。画家曾密用了“容我求索”的句子，不卑不亢，自然与常见的“上下求索”不可同日而语。此类例还有，不再多举。

       
        我曾在《书法报》上写过一小文，说刻印择句自订有六不刻：一是口号、警句、劝世语不刻，因为我不是贤者，自己做不到的没有权利教人；二为俗句不刻，所谓俗句指类似相命签条上的文句，可当今的“书山有路学海无边”这样的句子连薛蟠都自叹不如；三是流词不刻；四为古典名句不刻，古典名句好是好，可惜老掉了牙；五是穿酸学究句不刻，因为我学问不够，不能真懂好些词的含义；六为华丽不着边际的词不刻，盖其不合敝人脾性也。我之所以如此挑挑捡捡，作茧自缚，是因为平日好挖苦人，怕也遭到相同的回报，故多加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