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人间留不住？| 89年前的今天，王国维自沉颐和园
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89年前的今天，王国维在颐和园排云殿西鱼藻轩前默默吸完最后一枚纸烟前，心里都想了些什么，想到了谁。是在回忆前一天与梁启超告别时听闻的北伐战况？是在与青年时代的朋友叔本华进行最后一次辩谈？还是默念了一首得意的人间词？
当这枚纸烟的火熄灭的时候，他跳入了脚下昆明湖的水中。据说入水的时间不长，一共不到两分钟。是淤泥堵塞了他最后的呼吸。于是，1927年6月2日，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个悲怆的纪念日。
王国维像
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吴宓以旧礼三跪九叩，刚刚赴津的梁启超为此立刻返京，废帝溥仪清特别颁诏赐谥号“忠悫”，有关王国维自沉因由的争论也自此未见停息。然而死亡带来的一切震动，在后人眼中似乎越来越有失沉重，甚至沦为茶余；唯有他留在世间的文字，并未随时光而见丝毫褪色。
斯人已逝，斯文犹存。每每翻开他至情至性之作《人间词话》，仿佛王国维的人间铺展在眼前。这不觉让人感念，与其怀念故事，纠结陈因，不如重返“人间”，身临王国维的境界之中。
郭沫若曾说过：“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
巧合的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引人关注的两大谜案，正与这两个人有关：“周氏兄弟失和”与“王国维沉湖”。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延续至今，争论之“百花齐放”与旷日持久，令人侧目。
仅就王国维沉湖一事，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解释，就包括梁启超的“殉清”、罗振玉的“为溥仪捐躯”、溥仪的“被罗振玉逼死”、陈寅恪的“殉文化”以及梁簌溟所持的“对北伐军北上的恐惧”等等。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遗书
在《追忆王国维》一书的后记中，编者王风认为可以把这种争论视为王国维的一种“哀荣”：“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从侧面体现了王国维在学术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说他‘殉清’和说他‘殉文化’，就各自立场面向而言都是最高评价。”
将争论作为历史现象带入对王国维的评价本身，这一视角提醒我们，纠缠于王国维为何沉湖的真正原因，或许远远没有我们去真正阅读和理解王国维本人的价值重大。
活在人间的王国维，学养深湛，行止狷洁。学问是他得以立世的根本。在民国百家争鸣的整个学界，几乎没有人对王国维有大的非议，这几乎可谓是个奇迹。连素来对成名学者表现严苛的鲁迅也曾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
罗振玉曾经评价王国维，说他“博闻强识，并世所稀”，这或许不是夸张。从他一生治学著述的路向上来看，少年接受传统科举教育，早年治新学，中年治文学，晚年治旧学，得以新旧兼备、文史互通、东西合璧，这种跨度非一般智力所能驾驭，也让新老两代学者皆难以望其项背。
话虽如此，相对于同时代的学者，王国维的成名并不算早，也很少有人以“天才”视之。十六岁，他见人读《汉书》而悦之，于是在杭州购得《前四史》研读，平生读书方始。二十二岁，他在上海汪康年主编、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做书记校雠，才算开了平生事业的发端，但却无处施展拳脚。直到在东方学社学习新学时，获得罗振玉的赏识，他才在后者的资助下，终于得以专力于学，以在哲学研究上的成果，逐渐获得学界的接纳。
王国维是个真性情的人，做学问也是个理想派，从一开始便随着内心而选择治学的对象。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中说自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一个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齿有点獠在外面。常穿着当时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了一条短辫子。冬天他戴上一个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没有比羊皮更高贵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时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洁。他的近视眼镜是新式的。他也会抽香烟。总之他的物质生活，是很随随便便，决没有一点遗老或者名流的气味。看去有点像旧式商店里的小伙计。……他家里旁的东西都不多，书也不很多。不过他的书不是整整齐齐堆在书架上，却是到处摊着。桌子的每一只角里，茶几上，椅子上，床上，甚至于地上，都摊着翻开的书。要等他把正在起草的一篇著作告竣了，才把摊着的书整理一下。到第二篇著作将要动笔之前，书又随处摊满了！”
——李恩绩回忆王国维形象
王国维的忧郁性格与自己对叔本华的兴趣，很难说谁先谁后，但叔本华和忧郁确实陪伴了王国维一生。虽然后来王国维自己表示：“哲学上的话，大都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又不可爱。”从而由哲学转向文学，寻找直接的慰藉。但是叔本华却融入了他学术的底色。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多部著作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虽然总不免蒙着一层悲观的色彩，但王国维著述生涯最闪亮最可爱的阶段，还是他而立之年开始，研究文学的那个时期。诸如《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不论其学术地位和价值，单就论述的形态而言，就堪比文学名作，颇具欣赏价值。
1925年冬，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合影。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
后来，在罗振玉的建议下，王国维转向考古、史学。融合了早年有关科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甲骨文和金石书画等多方面的知识，一举成为该领域的翘楚。就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其他三位为陈寅恪、赵元任和梁启超）之中，也不遑多让。
坦白而言，王国维的大部分学术成果，都超出今人能够简单进入并讨论的范畴。即便是专门研究王国维的学者，也很难兼顾把握他的前后期和各学科的造诣。而且王国维在学术上最大的功绩，其实并不在开创，而是把一门现有的学问推到惊人的水平，所以鲜有某学科草创期的粗糙质地和“平易近人”。
唯有《人间词话》一书，虽然背后也乏艰深的理论和学养支撑，但词句可亲、文风清丽、不掩抒情，讲的对象又为大众所知，所以一直以来都是王国维所有著述中最为流行的一本，面目第一可爱，又足以表现王国维的高洁理想和人间关怀。怀念王国维，与其徒劳地追问自沉的始末，不如静下心，翻开《人间词话》，进入王国维的境界，去感受他的可爱。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人间词话》的第一则，开门见山，亮出观点，让很多习惯了传统词学批评方式的文人措手不及。没有具体的词人词句，没有引用古人警句和观点，而是标榜出“境界”二字，不予解释，先声夺人。这种突兀的理论判断，足见作者的大胆和自信，也由一开始就显露出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可爱之处。
《人间词话》最早刊登在1908年到1909年的《国粹学报》上，连续三期，共六十四则 。1926 年俞平伯据 《国粹学报》本标点整理后，由北京朴社刊行，《人间词话》 才开始以单行本面世。
《人间词话》
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口号创办的《国粹学报》，主要的撰稿人是刘师培、章太炎这些“国学大佬”，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对于当时的读者至少意味着两点：一是要作为国学来读，二是值得讨论。
可是《人间词话》的出现颇有点令人猝不及防。虽然采用的是古代词话的旧形式，但是却很难用故有的方式解读和分析。比如朱光潜在1934年发表《诗的隐与显—— 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就是从中国传统诗学的角度进行批评：“王先生批评为散漫的，其形式仍用过去的诗话体。就好的方面说，很能耐人寻味。以其言短而意深也。就坏的方面说，有时太抽象，不善读者易于误会其意，或竟不了解其意之所在。”
按说朱先生深谙西方美学，在文章里也确实试图用西方美学理论辅助解释，他本人不可能读不出其中的兴味；但王国维这本《人间词话》一方面有兴之所至的率然个性，另一方面也有别于传统词学理论形态的独特匠心。如果仅仅是套用中国传统或西方评论的话语体系，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害。
与朱光潜相比，唐圭璋对于王国维的判断进行“个个击破”，如“至南宋诸家，如梦窗、梅溪、草窗、玉田、碧山，各有其精诣读到之处，亦何能一概抹煞”，“论周柳之处，亦不公允”、“谓方回最次，更可谓不知方回者。”这种逐条批驳的阅读，更是没能体会到《人间词话》最核心的价值。
直到刘任萍 1945年在《人世间》发表《境界论及其称谓来源》一文，将《人间词话》中的核心范畴之一“境界”一词提出，才终于走近了王国维的词学世界，也迅速而广泛地受到后来人的认可。自此以降，“境界”成为有关《人间词话》的讨论核心，李泽厚、钱仲联、叶燮、叶嘉莹等词学美学大师，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自己理解中的“境界”。虽然人言言殊，免不了诸般曲解，但至少，王国维在此书中做出的真正贡献得到了公认。
“境界”二字并非王国维原创，本身是一个历史悠久又涵盖了哲学、美学、文学 、宗教等诸多学科的概念。《人间词话》中“境界”的内涵，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从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境界”是可以在阅读中被感受和领悟，可以被保存和传递的一个概念。在王国维提出这一概念后，这个词在词学界就专属于他，成为了一个独异的存在。
提取概念、凝练术语并以此构建体系，是王国维的特长，这得益于他在中国传统中继承的感性判断，和从西方学术习得的准确和理论化思维。如在《宋元戏曲考》中，他也是开篇即云：“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以“自然”为基准，实际上是建立起一个标准体系，由此有结构地展开全书的论述。理解这一点，就不会认为《人间词话》每一则话都是零散的随笔和琐见，而能够把握住它们内在的联系。
在王国维的“境界”中，既有严羽的“兴趣”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也吸收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却无法把这些资源截然分开，而是化为一体，重新组织并分割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大境与小境、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等等范畴。
这是一个“专断独行”的评价体系，由此得出的判断是质化而非量化的，颇能看出王国维性格中的任性和骄傲。比如，说到“隔”与“不隔”，则有如下判断：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已。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
拿出一首词，要么是“隔”，要么是“不隔”；要么是“有我之境”，要么是“无我之境”。同样是“隔”，可能会有一些比另一些更隔，但绝不可能跨越“隔”与“不隔”的边界。换句话说，这些成对的概念，都不是相对的好坏，而是绝对的是非。而明确的界限感，也正是看似无法捕捉到“境界”实在的妙处。
“三种境界说”是《人间词话》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说法，更鲜明地表现出一种质变的阶段性。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许不也。
王国维借用晏殊《鹊踏枝》、柳永《蝶恋花》和辛弃疾《青玉案》 中词句，描述立志、渐修、顿悟这三个成大事业的阶段，其中立志和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结果，而所有的过渡都在渐修一节内部完成，三种境界之间没有过渡。正如《人间词话》中所有的论断一样，干脆、利落。可以允许有客观的错误，但不会有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饶舌。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点：在“三种境界说”的“集句”中，王国维把柳永错记成欧阳修。这一点在后人眼中很容易发现，而且常常被“慷慨”地解释为“瑕不掩瑜”或“美丽的失误”。但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学者在当年著书立说，与今天的研究者守着图书馆或互联网有本质上的不同，基本可以认为是在默诵，甚至“盲操”。
王国维像
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时，所用到的词人、词句，都存储在他的胸中，否则也不可能形成如此整体的认识。而且，对于每一个概念或观点，王国维很少使用空洞的解释，几乎全部以例证的方式进行。比如，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时，并不解释这一观点的理由何在，而是直接举出例子，不加一言，却令人信服：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这种信笔拈来，才体现出真正的学力所在。因此，柳、欧之淆值得纪念，但不应仅仅被看作一次美丽的失误而去“宽容”，反应由此看到那一代学人治学著述的工作方式和状态，更怀敬意才是。
词、学与心通，见句见人，浑然一体。这种治学方式，加之王国维本身的理想性格，让《人间词话》成为认识王国维其人的最佳入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而他在《人间词话》中也刚好呈现出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自我形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加遮掩伪饰、直陈褒贬胸臆，有时被认为情感因素过重而受到词学研究者的批评。如他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这就引起很多喜爱周邦彦的人不满。
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种直爽未免不是一件快事。文学之理，本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又不见得必然有一个真理。读词或读词话的人，并非全秉着一颗“公心”在钻研词学，王国维的“武断”和“私见”，反而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不至于遮遮掩掩，反复咀嚼。有一说一，不惧指摘，不藏奇语峻言，是《人间词话》好读的地方，也是王国维真正可爱之处。
